《塔洛》
2016年12月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了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塔洛》，次年于2017年9月16日，《塔洛》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不到一百万的票房在如今看来也成了现实主义类艺术电影市场的规律。在我们看惯了欧美大片以及各种花哨的形式主义电影后再来看现实主义类影片时会发现其魅力更加值得回味！这种强烈的对比不能说明哪一类就比另一类好，或许在导演看来，作品所针对的人群才是关键。
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矛盾是故事的精神内核。导演万玛才旦在处理“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我要到哪里去”这类哲学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用学术范儿的体面来对待，相反，导演非常奢侈的丢弃了西藏独有的蓝天白云，让主人公塔洛在一片滂沱泥泞，荒芜苍茫中去寻找归属感。
藏民塔洛背着这个问题游荡在影片的所有角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拥有“最强大脑”般的记忆力使他这个早年父母双亡的孤儿以替人放羊为生，他可以轻易的记住三百七十五只羊的所有特征，让他最引以为豪的是能够用汉语如念佛经般背诵著名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像张思德同志一样，死后能重于泰山的好人成为塔洛的最高价值诉求，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为人民服务，至于《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法西斯”是个什么东西他根本不了解！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语录”作为小学里唯一的教材成为他意识形态里唯一的指导思想。
没有什么参照物比身份证更能有效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在多杰所长的告知下，塔洛需要到县里去拍摄第二代身份证照片，显然，塔洛以前没有身份证，并不知道身份证为何物，这表示塔洛多年是以黑户身份几乎与世隔绝的在生活，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要通过身份证才能让别人识别自己是谁是件挺荒唐的事，他更搞不清楚身份证对他的人生理想又有什么帮助。但多杰所长在影片中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所在，也是塔洛实现自我价值的风向标，更是站在坏人对立面的好人，即便他不知道身份证为什么可以替代掉他的“小辫子”，对多杰所长的指示他依旧会不折不扣的去完成。
这里必须要提到影片中重要的元素——小辫子，“小辫子”作为一个相貌特征是塔洛存在于世并让人识别的有力证据，也是他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影片中，身份证的具体作用和象征作用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身份证代表着承认，接纳，主流，是最能契合塔洛价值观的信物，可塔洛偏偏对其视而不见却对辫子宠爱有加，讽刺意味可不是一星半点。
身份证将故事的环境从警察局转移到照相馆，但最终的目的地是一家理发店。导演在这里铺设了一条引线，即带动出“我要到哪里去”的人生目标感的问题，照相馆里的三副背景图，拉萨，天安门，纽约依次将距离感纵深，这显然也超出塔洛的认知范围，并借理发店老板杨措之口把这个问题显化。同样身为藏民的她，身上却没有一丝藏民元素，牛仔裤，紧身体恤，短发，抽薄荷香烟，喝酒，泡练歌房，看说唱歌手的演唱会等等一系列特征让塔洛应接不暇。张扬，主动，大胆的行为作风在体谅塔洛尴尬的同时也让塔洛感到自卑。杨措即代表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以流行文化统治的领域，所谓流行文化就是易学，易懂，易用，易传播，也叫快餐文化。面对杨措，等于面对一个陌生文化，在那里，他丧失了自我。
在影片的中后段，导演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描写塔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大概用“放逐”一词就可以一以概之，很难想象在世界的某一个死角，一个人死死抱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与世隔绝的活着，塔洛的内心世界就像这片死气沉沉的土地一样贫瘠，回应他的永远只有在山谷间回荡的咩咩声。与杨措一别之后，空荡荡的心里多了一个声音，这或许是一种新身份的诱惑，诱惑他在夜晚任由薄荷香烟一明一暗的火星灼伤内心的思念，这份思念的代价是惨痛的，狼攻破了羊群，躺在地上的尸体玷污了他做一个好人的圣途，他永远也不能通过牧羊成为张思德，他的死很有可能，不能重于泰山了。狭隘的价值观非黑即白，不能重于泰山就只能轻于鸿毛。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干净利落的两记耳光，一句“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是对其身份的客观定位，伴随这种客观的核心注解是——放羊跟死后重于泰山毛关系都没有！
导演用了两个长镜头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借着昏暗的灯光娴熟的吃着羊肉，他几乎面无表情，没有一丝哀伤，他或许已经明白放羊只是放羊，这条路走不通，不能通往死后重于泰山，不必再愧疚留念，应果断放弃；第二个长镜头是他独自一人面对黑暗无边的荒芜，点着了身后的一撮枯草堆，暗示着未来人生的灰暗，看不清前路，只能借由火光照亮脚下这几米方寸，目标感也完全丧失。这两个长镜头可以看作是全片的最大转折点，画面内没有表达思想激烈对抗的浅显元素，只有无尽的沉默和死寂一般的黑夜，也许他在某一刹那想过死，但这个时候死就真的轻于鸿毛了，所以，还是得活着，活着，就还有机会再次为人民服务！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得找一个理由活着，塔洛卖掉了所有的羊换来只有几块砖高的十六万块钱，其中，有两百多只羊是别人的。他倾其所有换来一份爱情的承诺，这样他就可以以“杨措的男人”这一“新身份”勇敢的活下去！塔洛给自己置办了一件皮衣，一改从前“犀利哥”的形象来到理发店，值得注意的是杨措的表情，随着一沓一沓钞票慢慢的长高，她从不解到狐疑，再从狐疑到惊恐，再从惊恐到惊喜，最后从惊喜到激动，此时的对话也颇耐人寻味，杨措对钱的所有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小心翼翼的建议塔洛剪掉辫子。这里有两层含义：杨措知道有一大部分钱是其他人的，这是犯罪，为了避人耳目，所以要把这条扎眼的辫子剪了；其二杨措安慰塔洛说要是他喜欢，她愿意把头发留长，梳两条辫子，这是对二人准备长相厮守的承诺，把你的辫子转移到我头上，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塔洛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改头换面......
请允许在文章的尾声隐去塔洛最后的结局，除了故事架构，情节设置，叙事手法均属上乘之作外，必须要承认，万玛才旦绝对是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都不可或缺的一位卓越导演。《塔洛》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影片，其特征在于对摄影机的运用是相当保留的，它基本上是被当成记录的工具，尽可能不做“评论”地复制表面可见的事物。现实主义者的目的常是粗糙的视觉风格，在形式上并不追求完美。其最高准则是简单，自然，直接。现实主义的极端走向就是纪录片，不掺杂任何修饰手法去打扰景框内的运动，所以此类影片的操作空间有限，即便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内，导演依旧能不拘一格的发挥独特的构图理念深刻的展现人物，这需要极深厚的艺术底蕴才能办到。
我们不难发现，在镜头的构图上，人物永远不在镜头的中心位置，即便有也是背影。塔洛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在镜头的边缘游走，好似一不注意这个人就会从景框内溜掉，导演用这一反常规的手法强烈暗示塔洛人格的边缘化，而且在场面调度上，镜头内所有的可见物均是粗糙凌乱的，加上无数个远景镜头使人物邋遢渺小，不值一提，不被注意，是一个可以随时被忽略掉的存在。除此之外，导演有意模糊塔洛的人物形象，通过阻挡，切割，不直接瞄准人物而是透过镜面反射等视角加重对塔洛思想混沌状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艺术风格，也让影片时刻紧扣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相矛盾的主题。总的来说，导演生动的传递出了现实主义风格的魅力，也掷地有声的佐证了最好的现实主义艺术擅长的便是隐藏其艺术手段这句话。
在塔洛被一次次冲击，破碎，然后苦苦求证，努力重建的一系列内心活动后，那个要命的哲学问题赫然于荧幕之外的所有角落，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哲学并不能对自己的思想构成困扰，那些显而易见又不言自明的答案早已在意识形态形成之初就已建立，“是谁”这个问题无非多几个参照物的事，凭借职称，职位，外表特征，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籍，肤色，种族等等来坐标自己，但我们真的就等于这些参照物吗？用最初被灌输成的意识形态来塑造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谁能保证这个最初就一定是对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