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遭遇恶评的中国版《深夜食堂》和刚刚去世的德国前总理科尔。
中国版《深夜食堂》，一经播出就遭遇了应接不暇的口诛笔伐。粗糙的制作、空洞的剧情、尴尬的表演和生硬的广告植入都成为观众吐糟的对象。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日本影视作品“汉化”失败了，此前的《嫌疑人X的献身》、《问题餐厅》和《求婚大作战》等翻拍作品，都遭遇了类似的水土不服。一方面是中日文化的差异使得一些特定情节、逻辑和情感的跨语境移植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整个影视行业想靠着现成的IP赚快钱的环境，也养成创作者的惰性，事实上，《深夜食堂》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过于日本”，而是它既不日本，也不中国，背离了一切能够引发共鸣的饮食文化和真情实感。
科尔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共同缔造了冷战后欧洲与世界秩序的一代政治家至此全部谢幕。他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同辈人，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经过漫长的冷战，见证了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他们是一体化欧洲和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起源，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掌握在他们手中。科尔的去世之所以令人唏嘘，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远离那一代政治家的理想。英国脱欧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云使得科尔一手缔造的欧洲一体化格局正在面临新的拐点，而世界的剧烈变化和复杂冲突也使得曾经指点江山的政治明星失去了舞台。
《深夜食堂》遭遇恶评：日本影视剧的“汉化”黑洞
中国版《深夜食堂》6月12日一开播，就遭遇了众口一词的恶评，豆瓣评分2.5，七万多的评分中，有将近90%给出了一星。近年来，很多成功的日本影视作品被作为“大IP”拿来翻拍，但这种本土化的尝试往往以失败收场，原作的粉丝不买账，也没能争取到新的粉丝。为什么日本的影视剧搬到中国，总会遭遇水土不服？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评论认为，安倍夜郎的漫画《深夜食堂》诞生于日本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谓的“深夜食堂”，就是让“成天加班、疲惫不堪的人，失恋痛哭的人，梦想受挫、意志消沉的人，忘却日常乐趣的人……吃饱喝足，笑容满面地回家的治愈天堂”。从这一角度看，深夜食堂的存在，是对日本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的无声反叛。故事中的人物很多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同性恋、变性者、黑社会、脱衣舞娘等等，通过他们在深夜食堂中的际遇，作者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无法抵达世俗意义的成功，当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力改变现状时，应该怎么办？
而中国版《深夜食堂》则将一些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人物集中到一个逼仄的空间内，故意制造他们之间的冲突，看他们争吵、扯皮、歇斯底里，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观众直呼“尴尬”。而这种“尴尬”正源于这所谓的“戏剧冲突”实际是将我们在现实中最不愿看到、最想回避的瞬间无限放大，并让它们反复重演。作为一部单元剧，中国版的《深夜食堂》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和能够承载不同故事的底色，它究竟要像表达什么，观众并不清楚。
媒体人孟静则在《深夜食堂：不仅仅是日剧粉的反噬》一文中探讨了日本影视剧汉化的困难。她指出，日本文化在东亚文化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和韩国相比，日本人的性格与中国人相去更远，他们压抑中的纠结，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和动漫衍生出的各种族群，都是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加之日剧喜欢关注小众人群，探讨哲学问题，其中存在大量无法移植到中国的逻辑，翻拍的难度更大。例如《深夜食堂》中的食客多为城市中的边缘人物，它所传达的不是朴实易懂的温暖，而是一种“丧丧”的温暖，这种情绪，离开了日本的文化氛围就很难复制。
孟静还指出，《深夜食堂》是现在影视剧“IP热潮”中的一员。相对于原创作品，IP的好处在于成本低、制作周期短，面对投资人、演员班底和播出平台，都可以一路开绿灯，还有粉丝为收视保驾护航。但《深夜食堂》的失败或许可以让行业认识到，IP也有风险，当IP剧逐渐在观众中产生了审美疲劳，失去了口碑的时候，市场或许就会重新拾起原创。
澎湃新闻《有戏》的评论则谈到了《深夜食堂》中故事、人物和美食的剥离。评论指出，在剧中，食堂只是一个空泛的背景，美食不沾人气儿，没有情感和温度，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铺叙也没有借助美食展开，一切都像是生拧的“为赋新词强说愁”。
拍食物、拍人情的作品要想拍得好，故事应该在食物中生长，食物起到的是起承转合、推动情节的作用。而在一些必要的时候，食物还构成了某种寄托，是人物记忆中存留的一丝“念想”，是已经离开的人留给尚在的人最后的回忆。可以说，《深夜食堂》、《孤独的美食家》和《问题餐厅》等日本影视作品，共同构成了美食题材中的一个“亚类”（subgenre），他们营造了一个“异度空间”，无论是谁，只要走进这个空间，他平日里的社会身份就都无效了，他们必须直面自己的孤独和无力，并只能用一份食物稍稍宽慰自己。这是每个人释放秘密的地方，而听到秘密的人，也不吝献出自己最大的善意。
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他曾统一德国，缔造欧盟
当地时间2017年6月16日上午，87岁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病逝。他曾在1982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西德总理，在任内促成两德统一并继续担任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直至1998年。
微信公众号“世界说”撰文回顾了科尔传奇的政治生涯。科尔1930年4月3日出生于路德维希港的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经历了战争的苦难，他于1947年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曾担任党魁长达26年。1982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向时任德国总理、社民党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发起不信任案，并获得通过，自此，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他曾三次连任成功，总理任期长达16年，仅次于俾斯麦。
科尔任内最大的成就是德国统一，他的政治生涯在1990年到达巅峰。然而他对东德人民许诺的繁荣，并没能实现，尽管德国首都迁回柏林，并开始征收支援东部建设的团结税，东德融入德国依然困难重重，由于生活水平差距，东德人口不断流入西德。在这样的形势下，科尔的支持率一路下滑，饱受批评。
科尔的另一大政绩是与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一道，大大推进了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二位领导人的手上，德法“世仇”得以化干戈为玉帛。科尔还是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发起者之一，他认为只有放弃德国马克，在欧洲推行统一货币，才可能让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放下对德国的仇视情绪。在他的见证下，《马克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签署，条约确定引入欧元，是欧盟诞生的标志。
科尔另一重要政治遗产，则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1990年，科尔让来自东德、年仅35岁的默克尔在统一后的首届内阁中担任要职，帮助默克尔一跃成为“德国政坛的领导阶层”。2000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爆发献金丑闻后，被称为“科尔的女孩”的默克尔宣布参选党主席，并公开声明与科尔划清界限。4月10日，45岁的默克尔当选党主席，并迅速走出了科尔的阴影。
在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忧心欧洲：我的呼吁》中，科尔重申了自己的“挺欧”立场，但表达了对目前欧洲各国普遍抬头的疑欧情绪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担忧。在书中，他还明确地批评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指出，”犹太-基督信仰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基石，但很多难民来自不同的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在科尔看来，难民危机“关乎生死存亡”。为了表明自己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科尔还于去年4月高调会见了默克尔难民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则认为，生于1930年的科尔本质上属于典型的“老欧洲人”。他会毫不避讳地以骄傲的口吻提起“我的祖国”——在战后的西德，这个带有国家主义意味的古老词汇一直无法洗清与纳粹的关联。他也执着地希望欧洲能够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统一德国、推进欧洲政治、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等问题上是如此激进和义无反顾。
在科尔看来，只有一个统一的德国，才能凭借其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与邻国法国形成良性制衡，成为欧洲一体化的轴心。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事业中追求的目标，还包括建成一个由柏林延伸到中南欧前铁幕国家的“新中欧”——在地理政治学鼻祖麦金德的理论中，这里正是足以控制整个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如果这一构想实现，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失败之后，德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领导欧洲、角逐世界的梦想。
然而在欧盟风雨飘摇的今天，科尔的宏图显然失败了，他看到的是一两个世纪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重新崛起的荣光，和这样伟大的成就相比，关心统计数据和失业率报表显得太小家子气了，但收入和福利正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投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在科尔看来，目前德国所奉行的以单纯经济路线为指向的欧洲政策是对他当初设计的艺术品的贬低和摧残，欧洲没能成为独立于美国的另一极，反而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显得愈加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