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贾根良教授是从宏观视角讨论问题，那么路风教授对发展模式的切入视角则是中观微观层次的。”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对《国内大循环》和《新火：走向自主创新2》两部新著的评论。
美欧日韩在历史上究竟做了啥才成功？不听其言，只观其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事来访，给我送了两本书，一本是人大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另一本是北大路风教授的《新火：走向自主创新2》。如获至宝的我花了半天时间把两本书一口气翻下来，并对其中的重点章节进行了点评批注，颇有感慨。我跟贾根良教授初次相识，大约是2010年左右在工信部一次内部会议上。主题是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中国的应对之策，有四位专家发言。第一位是副部级官员出身的国务院参事，这位老同志的演讲是出名的冗长而空洞，从下午两点讲到快四点，主持会议的年轻司局级领导不好意思打断他，最终导致我们其他三位等待发言的人脸色都很难看。等他终于“心满意足、打完收工”，第二位资深专家上来直接就开始怼他，完全不给面子，弄得老同志说声“家里有事”就提前走了。剩下两位，就是贾老师和我，我们的发言都比较简短，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但是观点都比较鲜明。我记得他当时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内循环。我那几年主要研究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我当时的观点，我虽然赞同其中一部分，也认为全球化有可能会趋于逆转，但是仍然觉得他有点太“闭关锁国”，岂不是搞封闭经济吗？但是今天再读他的书，我发现十年来我的学术观点已经无意间向他靠拢一些，而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也已经有了某些改变。他的书中有很多点我都很同意，比如不要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发展模式”，而要实现贸易平衡或者略有逆差；不要被贸易和外资的双顺差侵蚀乃至取代我国的货币金融主权；要把补贴外资和外国消费者的钱用来分配给国内中下层民众，从而用增长的国内需求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其实，这种发展政策的新思维就是摆脱依附式增长模式。我的《政经启翟》节目中多次探讨过。
如果说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是从宏观视角讨论问题，那么路风教授对发展模式的切入视角则是中观微观层次的。他用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高铁等翔实的案例，驳斥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技术发展主张，提出了“产品开发平台”这样一个新概念，论证了自主创新的必然性。他的《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早就因为朋友的推荐买过，现在《新火》一书与之风格一脉相承，但是在理论上又有进展。他的不少观点在我的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以后我讲课的时候很可能会大量使用他书中阐述的微观案例以支撑我的宏观理论。
时势造英雄，逆全球化现象把我们这些人的名气和观点抬高了，而以前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套说辞和政策路径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机。放在2008年之前，我们这些观点会被视为大逆不道，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在非专业群体看来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者的共同点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史有比较深入系统的掌握，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够跳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提出一系列原创独立见解。
路风教授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博，回国后搞产业的研究。贾根良教授则是外国经济学说研究领域的大专家。我自己的专业比较杂，在美欧多国待过，见识过不同模式的市场经济，也读过不少世界史和思想史，所以比较不容易被此前流行的自由主义洗脑。
改革开放时代，有些知识分子靠贩卖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条，贩卖华尔街的观念就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名声，做中间商赚差价。他们至少客观上成为西方对我们展开思想殖民的代理人。
林毅夫教授令人尊敬之处在于，他虽然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正牌博士毕业，但是他担任世行职务周游世界，目睹各地实际发展情况之后，能够断然反思和批判老师们的理论。当然，以贾根良或者我的理论观点来看，林老师的新结构主义属于调和折中派，革命还不够彻底，由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关于他主张东北应该重新搞纺织工业的观点，我会专门出个视频讨论）。
我们这批人则更多是本土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代表。我们不是凭空创新，而是在对西方学术思想史更深的理解基础之上，根据历史、事实和常识来进行自主创新。
我们不是在贩卖美国学界的流行主张，我们把眼界拓展到欧洲的经验教训中去，尤其是德国的历史主义经济政策。
我们重点看美欧日韩各国在历史上究竟做了啥才成功，也就是不听其言，只观其行，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才有的这点点思想创新。那么，我们的这些理论和主张有没有成为主流政策？答案是，正在变化过程中，但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理论之争，不仅仅是口舌笔墨之争，而是必然牵涉到政策路线之争，而背后则有不同区域、阶层、利益群体的盛衰荣辱与之相连。一个学派的信徒掌握权力，实施其理念主张，则师徒俱贵。一旦其理论被实践证伪，则学者声名扫地，徒众朝堂难容。有一位大师级的老教授跟我这样解释英文中的“establishment”（建制派）这个词：这个群体的外层是达官贵人富商名流，但是其内核只有两个群体，一是修道院里的僧侣，二是大学里的教授。尘世间的功名利禄盛衰荣辱，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他们中某些人头脑中的灵光一闪。《新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及其政策问题，始终坚持为自主创新张目，为本土工业执言。他对汽车、大飞机、通信标准、核电、高铁、半导体显示器、数控机床等产业的系列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路风教授于2006年出版、2019年再版的《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滋养了国内一代创新研究后学；2016年出版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好评如潮，获评 “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奖”。近日，路风教授的又一力作《新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作为《走向自主创新》一书的续集，收录了关于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的4篇调研报告和1篇关于“产品开发平台”的理论文章。这些研究表明，自主创新不仅在中国工业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而且是中国企业和工业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技术突破的唯一途径。
本书的工业研究以实地调研和访谈为基础，结合国际主流创新理论，再现了中国工业发展中鲜为人知的历史，探寻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之源。本书的主题是：技术只能自己干。书中提出，中国工业要想创新就必须自己掌握技术，而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进行和坚持自主的技术研发。书中论证了政府产业政策的发力点应是鼓励、鞭策、支持中国竞争性企业的能力成长，并提出自主创新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本书收录的论文虽然撰写于2009年至2019年，但其与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仍是高度相关的，因为这些论文是对目前在我国仍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批判性研究的成果，只要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本书的重要性就不会降低。笔者自2009年提出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以来，就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因而，这种战略思想不会因为目前新冠疫情的流行及其以后的消失而增减其价值。
在本书中，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笔者提出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替代性选择及其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这包括：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捍卫财政主权并保护我国货币金融系统，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内部改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与企业生产率提高及其赢利能力增强之间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国家致富新原理，市场重于技术，保护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不对称经济全球化新道路，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使特朗普政府一败涂地”的中美经济战的“杀手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