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键词
中日韩合作；经贸合作；双边贸易；贸易利益；区域贸易协定
第一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载于《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11.003
中国、日本、韩国地域相邻，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自1999年中日韩合作启动以来，三方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经贸合作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中日韩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区域意义和全球意义，三方经贸合作不仅是亚洲区域经济贸易增长的引擎，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方合作具有双赢和多赢效应。与此同时，由于三方均与美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与中日韩共同构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关系对日韩贸易利益影响显著。在全球化新阶段和全球贸易体系重构的背景下，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尤为突出。
中日韩经贸合作
是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经贸合作是中日韩合作的关键。20年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至7200亿美元，彼此均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在全球化不断扩展的各阶段，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互补逐渐加深，三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贡献，不论是在全球增长的视角下，还是在亚太区域合作的视角下，均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
一、中日韩经贸合作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过去20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和贸易都有长足发展。2000—2018年，中国的GDP从1.21万亿美元增长到13.61万亿美元，保持了较快且平稳的增长；韩国从0.56万亿美元增长到1.62万亿美元；日本从4.89万亿美元增加到4.97万亿美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三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基本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其中，中国GDP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最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为20.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为23.5%，超过欧盟的21.9%，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27.3%，足见中日韩经济对全球发展举足轻重（参见图1）。
图1 中日韩GDP及全球占比变动（2000—2018年）
过去20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20年，也是全球价值链快速重构的20年。在货物贸易的价值链体系中，中日韩三国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推动了三国间贸易的增长，也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显示，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0.9万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3.83万亿美元；同期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也从13.9%上升到19.7%。其中，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最为显著，占全球出口额的比例大幅度提升，由3.9%增至12.8%；韩国的货物出口额占全球份额从2.7%提升至3.1%。2018年，日本的货物出口额是2000年的1.5倍还多，但同期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下降近50%（参见表1）。与此同时，中日韩的服务贸易也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2005—2018年间，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从2062.5亿美元增加到5478.4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8.6%提高到9.5%。
表1 中日韩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全球占比（2000 年和2018 年）
二、中日韩贸易是亚洲区域贸易增长的引擎
中日韩贸易引领着亚洲区域贸易的快速增长。2018年，中日韩的对外贸易规模为3.83万亿美元，同期东盟为2.87万亿美元。中日韩和东盟贸易总计6.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34.4%。过去20年，也是中日韩与东盟贸易快速发展的20年。2000—2018年，中日韩三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从1293.34亿美元增至10819.28亿美元，增长7倍，占东盟整体贸易的比重也从26.6%增长到37.7%。其中，中韩两国增速明显快于日本，两国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从4.0%和4.5%上升到18.2%和11.4%（参见表2）。
表2 中日韩与东盟贸易总额及占比（2000 年和2018 年）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韩与东盟间的产业内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中日韩带动的产业内贸易使得东盟与中日韩（“10+3”）各国实现了在电机设备、消费电子和通信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互补。随着各国产业分工的细化，以“中国组装”为特点的贸易模式在东盟对外贸易中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东盟各国利用中日韩的劳动力成本、技术和零部件等优势，在零部件制造上实现了产业链上的合作，与中日韩形成了在加工制造业上的分工合作，带动了“10+3”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当前，世界贸易的增长点仍在亚洲，中日韩合作以及促进与东盟等区域伙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使得亚洲仍是全球贸易增长的重点目标区域。
中日韩三方合作具有共赢效应
在全球经济区域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日韩已经构成全球贸易和经济区域化紧密连接的区域。与服务贸易相比较，中日韩三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联系更为紧密。据WTO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是日、韩两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国，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出口分别占两国出口总额的19.5%和24.7%；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分别占日本和韩国两国进口总额的23.3%和20.5%。与此同时，日、韩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中占比为6.1%，位列第四；在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中占比9.0%，排名第三；韩国则是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货物出口份额的4.6%；同时韩国也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9.7%。在服务贸易方面，中日韩合作不断加深。2018年，中国是韩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国，占比达21.8%，同时是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占比14.3%。此外，中国是日本服务贸易的第四大伙伴国。
2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和《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后的2014—2015年加速增长，逐步成长为中日韩三个国家间贸易规模最大的双边伙伴国。中韩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297.48亿美元不断扩大，分别于2003年和2015年超越日韩和中日双边贸易，2018年中韩双边贸易达5151.74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占韩国全部出口额的24.7%。中日两国间贸易虽经历多个波动阶段，但日本进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8年，日本19.5%的货物出口到中国，而进口总额中有23.3%来自中国。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对华贸易对其国内经济贸易都有重要影响。
日韩双边贸易从2000年的511.6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621.4亿美元，约占中韩双边贸易规模的三分之一和中日双边贸易规模的一半。日韩在高科技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依存加深，任何一方贸易限制的出现，都会产生连锁效应，即连带波及价值链上的多方。比如，韩国在手机OLED屏幕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其产品原材料对日本进口依存度高，因此，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管控，既有损韩国半导体产业也对日本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冲击，“合作即多赢，对立即多输”的效应明显。
中日韩经贸合作之所以取得重要成就，一方面得益于过去20年有利的全球贸易发展格局，既包括全球治理秩序相对稳定，也得益于各国贸易开放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市场和机遇；另一方面，中日韩经贸合作还受益于三方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产业链的紧密联系和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可见，经贸合作符合各自发展利益。递归动态全球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的对比研究也表明，中日韩自贸区具有更高的潜在经济效应，一旦签署，将为三国带来更大贸易收益。
美国与中日韩经贸利益交融
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与中日韩三国经贸依存度高，中日韩均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近年来，美国与中日韩的双边贸易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过去20年美国与中日韩三国间贸易总额不断上升。其中，中美贸易增速最快，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也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1248.97亿美元（4.9%）增加到2018年的7367.41亿美元（13.1%）；2004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06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15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美日双边贸易规模相对稳定，维持在2500亿美元左右，但美日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10.5%下降到2018年的5.3%。受益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贸易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809.47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672.6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则相对有所下降。（参见图2）。
图2 美-中日韩总贸易额及占比变动（2000—2018年）
第二，从趋势上看，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下降。其中，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中国对美进出口/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幅度最大，从2000年的40.2%下降到2018年的22.7%，同期，韩国对美国贸易的依存度下降约11%，日本则下降了10%。
第三，从结构上看，美国对中日韩贸易的依存度依然较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对中日韩的货物贸易依存度高于服务贸易，对货物进口依存度高于对货物出口的依存度，表明美国更依赖于从三国进口消费品。2018年，美国对中国、日本、韩国的货物进口贸易依存度分别为21.10%、5.64%、2.93%，货物出口贸易依存度分别为7.22%、4.54%、3.44%。二是过去20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依存度上升的趋势已经转向，对日韩出口依存度近年开始有所提升。三是美国对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依存度高于进口依存度。2018年，美国对中国、日本、韩国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分别为6.91%、5.47%、2.70%，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分别为3.23%、6.12%、2.17%，美国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竞争优势，中日韩是美国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
第四，美国与中日韩是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不同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关系影响日韩贸易利益。伴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和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中美两国进出口的产品价值中包含了大量由日韩等第三国创造的增加值，中日韩三国在美国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占比较大，在先进制造领域，中日韩是美国厂商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构成部分。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显示，中国是苹果手机（iPhone）的主要产地和装配国，每部iPhone在中国的总装成本仅为6.5美元，占iPhone总价值的3.6%，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零部件在iPhone价值中占比分别高达34%和13%。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限制必然对中日韩产业链产生明显的制衡效应，呈现出“贸易合作则多赢，贸易限制则俱损”的特点。
中日韩经贸合作未来前景
过去20年中日韩经贸合作取得的成就是三国重视合作机制建设的结果。全球化顺利推进和全球价值链推动国际分工为中日韩产业分工合作提供了重要外部机遇。展望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韩经贸合作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中日韩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全球看，区域内贸易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逆转，日渐增长的区域内贸易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发现，21世纪初期的全球化，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下降以及全球价值链扩展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跨洋海运支持的长途贸易变得越来越普遍，使得在同一地区内的各国之间的货物贸易份额（相对于地理距离较远的买方和卖方而言）从2000年的51%下降到了2012年的45%。但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开始逆转。自2013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的区域内份额增加了2.7%，以亚洲地区最为显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场消费水平的增长。这一趋势为中日韩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的区域合作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中日韩合作既是亚洲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前提，也是亚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二是亚洲在全球化新格局中的主力军地位不会改变，区域合作发展在“中日韩+”机制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重大机遇。从近期看，多边制度改革要取得成果仍有相当难度，主要贸易大国在WTO改革涉及的主要议题上分歧较大，原先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继续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的政治意愿也不强。由此，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建设留下的空白，正在由那些通过谈判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确立更深层次贸易规则的大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填补，这一趋势为中日韩主导的大区域贸易协定在国际经济治理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外部空间和可行性。中日韩三方通过谈判在扩大市场开放方面形成共识，有利于推动RCEP的达成和落实。
在当前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特别值得关注。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生效，日本是CPTPP的成员国，韩国也表示希望加入CPTPP。日本还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并已于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若将欧盟与CPTPP链接起来，其将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1％以及全球贸易总额的40％。可见，大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治理原则和标准的建立将具有巨大杠杆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全球新签署并已生效18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另有4个已经签署或完成谈判，还有26个正在谈判中，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大区域贸易协定的作用已形成共识。大区域贸易协定具备特有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并涉及诸多在多边贸易体系内尚未明确规制的新议题，如数字经济、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构成全球贸易治理新体系的关键要素。推动大区域贸易协定在区域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使其逐步成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既是明智可行的贸易政策取向，也为深化中日韩合作机制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深化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并存。近几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加剧，其长期影响目前尚难以全面评估。自二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贸易政策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危机，短期内难见改革成效；另一方面，美国自二战后对自由贸易的推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贸易保护已成为一种政治产品，甚至被作为实现诸如选举政治利益的便捷工具。原有的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在被打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政治经济博弈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常态。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蔓延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日韩各自国内的贸易政策选择和应对。
其次，中日韩三国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既在一个共生的经贸区域，也有着诸多未解的历史问题，加上美国主导的同盟政治与安全，使得三方在深度合作方面顾虑犹存，有些贸易政策甚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略性。此外，三方关系是基于双边关系基础上的，一旦其中某一双边关系出现问题，即会影响三方的进一步合作。近期，日韩双边经贸关系趋于紧张，双方矛盾空前激化。双边关系中缺乏互信将难免波及中日韩经贸谈判，使得建立政治共识、安全共识和区域认同变得更加困难，经贸合作议题也变得十分敏感。
再次，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贸易协定在开放宽度和议题广度方面，必然会受到日、韩与美国已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与制约。《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US）于2012年3月生效，特朗普政府与韩国进行重新谈判并于2018年3月28日达成协议。2019年10月7日，美国与日本签订《美日贸易协定》（US-Japan Trade Agreement）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其中数字协定与《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标准接轨，凸显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之意。在日、韩与美国已有贸易协定基础上进行中日韩协定谈判，是对中日韩三方政治智慧和国际谈判能力等的重大考验。2019年10月24日，韩国宣布放弃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是颇具国际政治经济意义的贸易政策选择。
最后，全球价值链上的中日韩贸易在全球化新阶段也开始有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三方竞争与合作的动态会持续调整，互补性渐降、竞争性渐强。作为发达经济体，日本在高端产业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突出，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工业水平尤其是中高端产业水平具有竞争优势，开放与竞争的矛盾和顾虑在谈判中仍然存在。在农业贸易开放方面，中日韩也面临不同的利益考量。由于中日韩在产品层面的竞争力不同，各产业间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影响也不同，使得三方在有关中日韩FTA谈判中主张的目标和利益及其实现路径存在差异。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韩合作需要三国的互信与协调，三方合作程度对亚太经贸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不管是CPTPP、东盟、“10+3”还是RCEP，都体现了亚洲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多形式和多元化。中日韩三方已有的合作对话机制，是三方通过对话实现合作的外交平台。周边是首要，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国需要把周边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谋划，建设互联互通大区域，同时把周边地区作为战略依托地带。积极参与构建周边大区域贸易开放体系和区域贸易治理体系、以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完善周边经贸合作机制，也是中国对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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