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韩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判决问题，韩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韩国国内抵日情绪高涨。继日产啤酒、服装等商品后，日本汽车似乎又成了韩国人新的“目标”。
当地时间7月24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新通商秩序战略室长金胜镐走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场。 图自韩联社
据英国《卫报》24日报道，随着韩日两国紧张关系的加剧，韩国部分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拒绝为日本汽车提供加油或维修服务。
有分析人士认为，2019年适逢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100周年，本轮日韩角力恐难很快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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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1日宣布，将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工业材料加强审查和管控并将韩国排除在贸易“白色清单”以外。受到出口限制的材料主要是用于智能手机、芯片等制造的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
由于韩国电子产业在相关材料方面严重依赖日本，且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货源，日本此举对韩国经济构成精准打击。电子产业是韩国的出口支柱产业，三星、SK、LG等把控韩国经济命脉的财阀均有参与。财阀在政治上倾向保守，在日本施压下，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
对于管制政策背后的政治动机，日本政府并不讳言。7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日本取消对韩优惠待遇，是由于韩国在强征劳工和慰安妇两大历史问题上“未能信守承诺”，韩国已成为日本“不可信任的国家”。
据悉，除上述三种产品外，日本政府正考虑于8月起将韩国移出享受尖端技术出口免申请优惠的“白色清单”。此外，日本还可能以财政手段对韩国实施制裁。
1965年建交以来，日韩关系时有起落，但通过政府政策使经济关系“降格”的做法尚不多见。日本经济界对政府的做法亦有忧虑，希望“在矛盾深化之前尽快解决”。
结合2018年以来日益升级的日韩矛盾，日本政府此举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2018 年 11 月 29 日就两起二战时期遭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索赔案做出判决，支持韩国法院此前要求日本企业三菱重工赔偿韩国劳工的裁定。图为当天在韩国大法院外拍摄的二战时期强征劳工的韩国受害者及亲属
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对一桩殖民时期日企强征韩国劳工案做出终审判决，认定相关日企有责任向被强征的韩国劳工支付赔偿金，并扣押了其在韩股份。对此，日方坚称，日韩建交时达成的协议已彻底解决了两国及国民之间的赔偿请求权，要求解除扣押，韩国政府则表示无权干预最高法院判决。
2018年11月，韩国政府解散了2015年日韩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而协议成立的“和解与治愈财团”。2018年底的“火控雷达照射日本军机事件”进一步刺激了两国民众情绪。“韩日关系正呈现50年来最糟糕的局面。”美国《华盛顿邮报》如此评论。
安倍政府近日宣布对韩强硬措施，还被认为有选举利益的考虑。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于7月21日举行，安倍在选前对韩示强，意在安抚对韩国不满的保守群体，而这正是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的基本盘。换言之，安倍选择在日本较有优势的经济领域“敲打”韩国，以“强势”形象为选举加分，实属“常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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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期，日韩经美国斡旋，于1951年启动了关系正常化进程，但直到1965年两国签署《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及相关协定，才真正实现建交。
在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中，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的分歧始终是核心障碍。韩国认为，日本36年的殖民统治带来的是掠夺、剥削和虐待，日本应当为此支付赔偿金；而日本则称，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带来的是发展，日本为韩国做出了贡献。巨大的立场差异使谈判数次搁置，直到60年代初，韩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美国深陷越战泥沼，两国急需日本经济支持时才得以完成。
根据《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及相关协定，日本以共计8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换取韩国永久放弃“财产请求权”，即日韩国家间的赔偿问题“确认完全最终解决”，个人赔偿问题今后不再作为两国政府间的讨论对象。
条约并未包含日本对殖民统治的反省和谢罪，8亿美元的援助与贷款也与韩国起初要求的36亿美元赔偿相去甚远，加之条约并未禁止两国政府以外的机构处理个人赔偿问题，为之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冷战后，日韩关系多次起落，往往在金融危机、半岛核危机等外部压力出现时会得到显著改善，待形势缓和后又重回对立。随着韩国经济发展，韩对日依赖渐弱，而韩日竞争渐强，两国角力的烈度逐步上升。
2012年8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2013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均在对方国家引发强烈抗议，两国关系陷入“事实上的断交状态”。
6月28日，在日本大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
彼时，美国正在积极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日韩持续对立将妨害其对地区秩序的领导地位。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并于2014年4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召开了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议。
日韩就慰安妇问题的谈判随后启动，2015年底，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最终且不可逆的协议”。2016年起，随着半岛核危机再度白热化，美日韩安全合作迅速升温。
然而，在外部压力下匆匆达成的和解，并不能真正弥合历史创伤。韩国民众对“慰安妇协议”的评价以负面为主，协议达成后，韩国多地民间组织发起抗议集会，主张协议无效。在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绩”的不满与“亲信干政门”的影响叠加下，朴槿惠政府倒台。
2017年初，由于韩国迟迟不拆除日本使领馆前的“少女像”，日本政府召回驻韩大使长达数月，以示抗议；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主张“美国优先”，相对漠视所谓“亚太秩序”；文在寅政府坚持与朝鲜对话，南北关系出现缓和；加之中日关系有所转圜，日本对韩国需求亦有下降。
促成日韩合作的外部因素明显减弱，日韩矛盾得以反弹并一再升级，最终形成了当前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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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美国面对此轮日韩角力时的“淡定”反应。日本宣布对韩出口管制政策后，韩国向美驻韩大使哈里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多名美国官员游说，希望美国出面斡旋，美方虽“深表关切”，但仍坚持“现阶段不适合出面调解”。这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对日韩矛盾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不作为”，部分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相对而言不太关注所谓的“亚太秩序”。在美国一些高层政治人物看来，与日韩龃龉相比，中美摩擦、朝核危机等“大问题”显然更加“吸引眼球”。2018年7月，负责美国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退休，之后一年里，这一岗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直到2019年6月底才由戴维·史迪威接任。
史迪威近日的日韩之行引发热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韩日均为美国盟友，美国需要先听取两者意见，作审慎评估，再决定如何处置。她推测，史迪威此番亚洲之行主要是“深度倾听”。
而另一方面，挥舞“关税大棒”已成习惯的特朗普，对于日本的“上行下效”，也实在难以明确表示批评。其结果是日韩在渐行渐远的同时，各自对美国的信任和敬畏也日益销蚀。
不过，上个月末在日本举行的G20大阪峰会上，日韩两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确认了维护多边机制、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并展望了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前景。面对目前“骑虎难下”的局面，文在寅和安倍最需要的，或许是一个互留情面的转圜契机。（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