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几个月，新冠病毒对欧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早在疫情暴发之前，部分欧美国家已经滋生出了针对移民的反感情绪。一些反对移民的声音认为，移民夺走了工作、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更有人甚至将移民视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在本次的抗疫过程中，许多移民工作者在医护、研发疫苗、以及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来为疫情下的人民提供便利，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渴望家人的陪伴，越来越多来自东欧的移民工作者在疫情下回到家乡，并意识到东欧和西欧之间生活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东欧的政治家则表示，移民工作者的返乡将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本文选编了两篇来自《外交政策》的文章， 第一篇《新冠正在夺走西方人的生命，而移民挽救了他们》展示了疫情下移民工作者的贡献以及他们所对抗的排外主义；第二篇《西欧的移民流失危机》则聚焦了疫情下移民工作者的返乡浪潮，以及返乡者对于东欧作出的积极影响。
新冠正在夺走西方人的生命，而移民挽救了他们。
文/Philippe Legrain
针对疫苗的早期检测结果表明，生物科技（BioNTech）和辉瑞公司开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已经超过90%。如果疫苗被证明是安全的，并能够得到监管机构的快速批准，那么它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让人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给陷入挣扎中的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发明能够在当下提供如此巨大的直接推动力——为此，世界要感谢德国的土耳其移民。
乌古尔·萨欣（Ugur Sahin）是德国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他的父亲作为一位汽车工人参与了战后客工计划（postwar guest worker program）后，他们全家来到了德国。生物技术的首席医疗官奥兹莱姆·图雷西（Ozlem Tureci）是萨欣的妻子，她是一位土耳其医生的女儿，同样作为移民来到了德国，两人后来都成为了科学家。他们的初创公司此前一直专注于开发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现在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第一个利用新型信使RNA技术开发疫苗的公司。此外，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的疫苗的测试结果也显示出了令人满意的有效性，它是由两个移民：加拿大生物学家德里克-罗西（Derrick Rossi）和黎巴嫩出生的科学家和投资人努巴·阿费扬（Noubar Afeyan）共同创立的，其CEO是法国人。
萨欣和图雷西的成就甚至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认可甚至庆贺（他很少对移民有什么好的评价，更不用说赞扬了），这暴露了欧洲和北美反移民话语的谬误。虽然比起其他移民，许多反移民人士更看好高技能移民；然而，考虑到现在许多富国政府越来越青睐基于技能的移民政策，萨欣和他的家庭很难被“现在的德国”接受。事实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移居德国，这个世界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尽管萨欣才华横溢，但如果他没有移居德国，没有从优秀的科学教育中获益，没有抓住德国提供的更大的研究和商业机会，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2020年11月17日，英国伦敦，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新冠大流行下，由于公共卫生的原因，国际流动受到限制，许多当地人无法工作，认为不再需要移民的人越来越多，特朗普以经济为由削减了美国提供的工作签证数量。但正如我在新书《他们与我们》中所解释的那样，萨欣和图雷奇的巨大贡献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政策是错误且有害的。试想一下，如果那些被拒绝入境的人被接纳，他们又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今年以来，很多人在家工作，也有很多人被禁锢在家。在这种时刻，移民创业者创办的企业在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风靡全球的视频会议平台Zoom，是由中国移民Eric Yuan所创立的；美国最受欢迎的送餐应用DoorDash也是由美籍华人移民Tony Xu创办的；与之相对应的英国送餐应用Deliveroo，则是由美国华裔企业家William Shu联合创办的；让医生为患者提供在线咨询的英国初创公司巴比伦卫生保健公司(Babylon Health)，则是由出生在伊朗的阿里·帕萨所创办的。
总体来说，疫情加速了企业和家庭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提供这些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司的创始人往往出生在国外。近一半的硅谷科技创业公司，包括谷歌和特斯拉，都是由移民共同创办的。同样，在英国的14家独角兽公司中，有9家估值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其中就包括了巴比伦卫生保健公司。在整个科技领域中，外来劳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居民中，有58％在国外出生；而硅谷60%的高技术工人是移民。多伦多的技术中心和伦敦的金融技术集群同样受到了外国人才的推动。
移民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服务。在澳大利亚，有超过一半的医生在外国出生的；英国医院的医生有38％是移民，而美国则有近30％的移民医生。另一方面，许多护士也是移民，这些外国出生的护士中包括“来自新西兰的珍妮”和“来自葡萄牙的路易斯”，她们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今年四月份住院期间照顾了他，他也感谢了这两位护士“挽救了他的生命”。养老院中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地由外国护理人员的照料；在意大利，移民占到了护理工作者人数的一半以上。
帮助社会应对冠状病毒危机的不仅是移民企业家和技术移民，社会也非常依靠低收入的移民工人来执行基本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以前被许多人称为“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人是所谓的关键工人，他们负责挑选和包装食品、堆放超市货架、提供送货上门以及在亚马逊仓库中辛勤工作；他们也是负责清洁医院和维持公共交通运行的人。
2020年9月，公交司机驾驶车辆行驶在美国纽约街头。美国8月失业率继续下降 但仍不及疫情前水平
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世界各地迁移，但今年的移民变得停滞不前，许多移民已经回家了。但是，借助辉瑞生物技术公司（Pfizer-BioNTech）和其他公司的疫苗，经济很可能会在2021年开始复苏，并伴随着对迁移的需求而得到反弹。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以及何时允许人们迁徙？如果允许，政府又会允许谁迁徙？
实施遏制往往比解除遏制更容易。即使在疫情过后，很多政府也可能会以公共卫生为由拖延取消限制。但在欧盟内部，人们可以在所有27个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一旦当地的封锁被解除，移民潮很可能会迅速地“卷土重来”。
在今年1月英国脱离欧盟后，它也将在今年年底终结自身作为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权，从而也剥夺了英国公民迁往欧盟任何地方的自由。可耻而又讽刺的是，英国偏重技术型移民的新移民政策将拒绝许多移民护士、护理人员和其他低薪关键工人入境，而英国政府部长们在第一次封锁期间每周都会上街为这些工作者拍手叫好。新的政策将加剧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的短缺，损害英国人的健康和生活。
近年来，特朗普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一个可怕的榜样，他针对移民的恶言恶语——比如污蔑墨西哥人是 “杀人犯 ”和 “强奸犯”以及制定的残酷的政策，包括禁止几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的入关，削减难民人数，以及在美墨边境强行将儿童与父母分离，将他们像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等等。除了这些在道德上令人愤怒的政策外，在美国科技行业极度缺乏人才时，特朗普又在今年对临时工作签证做出了限制，这对经济造成了直接伤害。加拿大已经在利用这个机会，为外国科技工作者开放了门户。
洪都拉斯民众10月初入境危地马拉，据悉未来将寻求入境墨西哥并北上前往美国。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从中美洲出发的首批大规模“移民大篷车”队伍。
幸运的是，乔·拜登总统在当选后承诺将修复特朗普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的控制权，那么全面的移民改革就不太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拜登已经承诺撤销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诸多行政命令，从而结束儿童拘留、取消穆斯林禁令、恢复难民配额，并允许更多的技术临时工进入。
四年来，美国政府将首次在移民问题上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相反，如果英国等国家选择将移民拒之门外，可能会阻滞国家在疫情后的复苏。
西欧的移民流失危机
文/Ognyan Georgiev
斯维伦格勒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小城市，约有1.8万人口，位于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它以两个非常赚钱的行业而出名：赌场和海关。和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其他小城市一样，近几十年来，这里的人口因移民迁徙而迅速流失。然而今年春天，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该城市迎来了人口激增。“移民们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从西欧，回到了这里，”斯维伦格勒市长阿纳斯塔斯·卡尔切夫（Anastas Karchev）在11月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说道。
这并不意味着斯维伦格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拉斯维加斯，当即吸引了许多英国或法国的豪赌客。相反，这座城市只是受新冠“迁徙”影响的众多地方之一。随着疫情的蔓延，这股平静的海啸席卷了欧洲大陆的东部地区。
3月底，这一趋势首次显现出来。当时，一名参与应对大流行的保加利亚官员宣布：本月已有数万名保加利亚人回国。到夏初为止，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回国。类似的浪潮席卷了该地区。
为了解返乡的真实规模，我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驻保加利亚索菲亚办公室的团队研究了今年3月至5月期间保加利亚的数据，这是该国首次实行封锁的日期。我们认为，在那段时间内，任何愿意勇敢面对检查站、可能随时被取消的交通和14天的隔离的人，都不太可能出于休闲、旅游或商务目的出行。政府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约有55万保加利亚公民返回保加利亚。其中大约15万份详细记录可供查阅，剔除主要贸易和旅游路线（希腊边境）的过境人数，可供我们研究的人数约为12.1万人。
当我们查看数据，尤其是隔离记录后，就能清楚为什么斯维伦格勒和其他类似城市会开始感到拥挤。在很多地方，被隔离的归国人员占到了达到劳动年龄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的4%到8%。考虑到返乡者中只有大约一半被隔离，同时当地3月份的数据并不完整，我们预期实际达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肯定要高得多。
通过社交媒体对返乡者的采访，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到目前为止，返乡最普遍的原因是“渴望与家人和亲戚呆在一起”。考虑到目前世界的恐怖状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普遍的原因是“失业”。当被问及是否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回到西欧时，超过1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约16%的人说他们尚未决定。在那些在国外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中，有19%的人表示不会回去，而47%的人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
在土耳其埃迪尔内省，非法移民走向土耳其欧盟边界。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在全球范围的返乡移民都迎来了激增：超过210万印度人、60万阿富汗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移民工人——都在大流行期间返回了家乡。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会在一两年后消失：随着全球卫生和经济复苏，移民将再次从发展中国家前往发达国家。但有三件事让这股发生在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浪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这一趋势在东欧已经酝酿已久。就人口下降和向外迁移而言，东欧是世界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事实上，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连续30年内都面临人口下降的地区。在很多方面，这是它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中的一部分：东欧可以得到钱，但却失去了人，成群结队的人为了更好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向西迁移。人才外流使得欧盟内部的分歧更加明显，这使得东欧经济体难以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来实现快速增长，赶上西欧的富裕国家，并将人才留在东欧国内。因此，有些东欧地区变得荒凉的，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东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东西欧之间的不平等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移民决定回家。众所周知，研究团队很难找到大流行暴发前欧盟内部的移民数据，但有9个国家的净移民自2010年以来有所下降。在2017年，这些国家移民到英国的人数比前几年减少了六倍，而英国一直是东欧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其次，东欧经济体或许能够吸收一部分的新迁移浪潮。例如，与其他经济停滞不前的拉美国家不同，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与此同时，与亚洲不同的是：在亚洲，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了工作者的收入水平较低，导致移民移居国外；而东欧企业在疫情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短缺，这反过来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鉴于目前供应链缩短的趋势，越来越多在欧盟销售的商品可能会在欧洲完成生产或组装，工人涌入东欧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最后一点：东欧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发挥了作用。没有其他的劳动力输送与接收地区之间的联系，像东欧与西欧那样紧密。在欧盟内部迁移相对便宜且无摩擦，这将在人们计划近期未来、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家乡尝试工作（即使只是一段时间）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移民已经被流动性所取代，欧盟在这方面的运作越来越像美国。这意味着东欧不再是迁移的受害者，而是在争夺高水平人才和低技能劳动力“战斗”中活跃的玩家。许多东欧国家拥有生活成本较低、失业率较低以及（特别是对其本国国民而言)提供情感支持网络的优势。
目前，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突然涌入的人口。地方和国家当局必须将重点从长期政策转向实施短期措施，以避免部分人力资本再次流失。东欧国家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和其他有着吸引人才历史的地方的做法——提供容易申请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对那些被证明有兴趣长期留在国内的人提供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在寻找居住地点、当地学校和幼儿园方面的行政帮助也会成为关键。关于这方面的措施不需要政府投入大规模的资金，政府可以利用“恢复与复原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和“欧盟反应基金”（React EU fund）来实施这些措施，后者为此类事务储备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在斯维伦格勒，市长卡尔切夫说，他不知道有多少返乡者会留下来。但当地公司的工资在过去几年里飞速上涨，有人告诉他，现在生活在这里和生活在西班牙没什么不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的话。许多人在疫情暴发后才发现了这一点，但返乡的浪潮对于该地区的积极作用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