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青年》高举文学创新改革的大旗，新文学的倡导者便以西洋文学为，自己的楷模，而把传统文学作为“死文学”加以反对。中国新诗的崛起，就是深受欧美文学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当时的诗界，对于由属于东方文化圈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和日本俳句拉动的小诗的繁荣，人们不免有点感到意外；所以周作人说：“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方面，小诗得以流行的恩师就是作为东方文化的维护者的泰戈尔，而这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另一方面，泰戈尔恰恰又是由他们所效仿的西方诗界首先发现并极力推崇的所以，在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小诗的流行似乎有点戏剧性；而对新诗运动的倡导者而言，这种现象又令他们着实有点儿不自在。
中国和国外诗人交流会
但是，小诗还是确确实实地流行起来了。所以，其中必有原因在。最初，即《新青年》杂志在1918年8月刊登刘半农译的9首泰戈尔的诗的时候，那主要的考虑还在于通过“输入”以丰富新诗的“诗体”。另外，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的：“这时代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像白话的诗。”所以这也有借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之名以壮“白话诗”之阵容的意味所在。但是没有料到的是，短短几年的工夫，小诗在众多的诗体中便脱颖而出。1920年2、3月，《少年中国》杂志连续刊出两期“诗学研究号”，相继发表了黄仲苏译自泰戈尔《园丁集》中的诗23首，还有评述泰戈尔的诗歌和理论的文章。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4、5号又出“泰戈尔号”，从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到他的人生观，从生平创作到文学理论，无不作了详尽的介绍。
泰戈尔雕像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诗人徐志摩任其英文译员，《小说月报》为此发行增刊至此，“泰戈尔热”达到巅峰诗界持续了不算短的时间的“泰戈尔热”的现象固然与前面所说的理由不无关系，但是仅仅这些理由还是远远不够的。小诗之所以能成为这一时期“最流行的诗”，并且其蕴含的文化底蕴一直影响着后起的诗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有着整个文化界持续多年的关于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同时，她的“流行”也是对以西洋文化为背景和文学理念为支撑的新诗运动所造成的传统诗学的忽视与失落的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弥补。用以支撑新诗运动的文学理念是“人的文学”。正如朱自清所说：“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这也是时代的声音。
泰戈尔绘图
所谓人道主义内涵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在《人的文学》文中生怕人家不能领会他所指人道主义的内涵，于是强调指出：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所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可见，这种人道主义确实不是普通中国人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中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特指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赋人权”，个人意志，物竞天择。它孕育了以民主与科学为基础的灿烂的现代文明。
泰戈尔人物画像
但是也正如泰戈尔在批评日本用国家的名义穷兵黩武而不仿效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时说的那样：“洲在把自己的注意放到整个人道主义方面时，无疑它是伟大的；但在把注意集中在自己利益上时，它却以令人作呕的方式显示出庸俗不堪的形象。它运用自己巨大的一切力量反对人的永恒和无限本质。”“人的最后的真理并不是在于他的智慧，也不是在于他的占有物；真理是在于他的心的悟彻；在于他的同情心的扩展，使超越一切阶级，肤色的阻隔之外；是在于人承认这世界并不只是一所堆积势力的栈房，却是一个有着永久的美的音乐，有着内部的神灵的光明的人类精神的归宿处。”泰戈尔概括了他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不同之处，指出：“西方似乎为自己征服自然而陶醉，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以及不得不从陌生的令人生厌的体系中夺取自己一切必需物。印度则充分强调存在于个人和大千世界之间的和谐。”
泰戈尔诗意，人生旅途
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这种文明的负面的绝对化的呈示当时一位瑞士哲学家就指出泰戈尔在欧洲受欢迎的直接原因：一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爱尔兰诗人叶芝早在1912年为泰戈尔诗集《迦檀吉利》所作的序中就说过：正如我们战争与经商与充满我们的头脑以政策一样所做的全是沉闷的事—而泰戈尔君则如印度文明的自身一样，以发现灵魂，以沉浸他自己于他的自生中为满足。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开展了一个我梦想了一生的世界。
泰戈尔诗意，星空
一种高超的文化的作品，而他们却很像绿草与芦苇在平常的土地里生长出来1921年泰戈尔在欧洲旅行演讲，他在写给国内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了他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近来西方人的心中，正起了一种怒潮，遵着神秘的吸引力，向东方的海岸扑来。欧人从来高傲不可一世的气概，而今突然碰着阻碍了，他们的心也似为所阻隔的海峡而退却了。疲惫的巨物似正在寻求和平。但是向来和平之泉都是源于东方，所以今日的欧罗巴便不期而然的会面向着东方来了。欧罗巴好如一个在游戏中受伤的孩子，现在他正离去众人在找他的母亲呢。这样说来，那么东方怕不就是精灵的人道主义的母亲一能舍她自己的生命与人的么？所以，欧洲人民用简洁而有概括性的语言称颂泰戈尔是“人类的儿童”、“自然的儿童”；希望人类能以儿童般的纯洁无邪的心灵去亲近人类，亲近自然。
泰戈尔诗意
对于一向以自己创造的文明为荣耀，以“万物之灵长”而自傲的欧洲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赞美词再贴切不过地表达了他们的痛切、惭愧和企盼之情。郑振铎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泰戈尔之能引起全世界人的兴起”，在于“他的思想中的高超的理想主义”，“他的著作在今尤有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个文明世界自经大战后，已宜告物质主义破产了。”他还说：“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她能“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这个观点大体上代表了新文学界一般欢迎泰戈尔思想的人的态度。
泰戈尔故居
与泰戈尔充分强调的“存在于个人和大千世界之间的和谐”的思想相似的日本俳句同样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性。事实上，俳句的规定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按照规定，每首俳句必有一个季题就是取四季物色与人事为表现范围。根据这个特点，俳句的结集也归为春夏秋冬四部，称“岁时记”。所以有的流派的俳人定俳句的界说为：“咏景色的十七字的文学”我们举几首当时周作人翻译的俳句：
望着十五夜的明月，终夜只绕着池走。（松尾芭蕉）
黄菊白菊，其余的没有名字也罢。（服部岚雪）
菜花，东边是日，西边是月。（与谢芜村）
秋风—，芙蓉花底下，寻出了鸡雏。（太岛蓼太）
泰戈尔诗意
这几首俳句大体上可以略窥俳句的特色，以一种亲近的态度与心情，极敏感地捕捉蕴含在大自然中的情趣，表现他们在与自然共处时的情绪。周作人探究俳句的这种特点的文化原因时指出：“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或许正由于俳句的这种特色才引起了泰戈尔的共鸣。1916年他到日本访问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迄今，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而他所举的正是芭蕉的一首俳句：“古老的水池青蛙跳跃，一片水声溅起。”他接着写道：“够了，再多余的诗句没有必要了。日本读者的心灵仿佛是长眼睛似的。古老而陈旧的水池是被人遗弃的，宁静而又黝黑的。一只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清晰可闻，可见水池是多么的幽静。”泰戈尔引用的这首俳句体现的正是东方文化注重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泰戈尔诗意
对此，日本俳句评论家正冈子规评论说：它并没有“什么奥秘，不过直写实情实景，暗示一种特殊的意境，现出俳句的特色日本另一位俳句评论家高滨虚子也说：“子规说俳句题材平凡，实际上它暗示了芭蕉内心的感动，大地回春，樱花初绽，草木萌芽，正是所谓启蛰之时地中百虫都开始活动，青蛙亦然”，这是四气推迁的一种表现当时受泰戈尔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写小诗最出名的冰心女士。她说：“她那本《繁星》就是学了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写下的一些“零碎的思想”。她后来还郑重其事地指出：“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
泰戈尔诗意，春天
所以，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冰心的“冤枉”尽管有点令人不解，但是倒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泰戈尔思想在世界引起的震撼！冰心在用小诗的形式来收集她的“零碎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年龄、阅历和相对狭小的生活圈子，凡此种种，都是不能与泰戈尔同日而语的。她也不能够完全理解泰戈尔那博大精深的人生观、宇宙观但是她却凭借着一个中国人天生的文化内蕴，使她的“小杂感”凝聚到“人类之爱”的思想底蕴之中：
婴儿，在他颤动的啼声中/有无限神秘的言语，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要告诉世界。冰心《春水（六四）》）。
泰戈尔诗意
诗人是要那些多多少少被世俗世界改造的灵魂去直面“婴儿”，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初的灵魂”，去聆听童真的声音；从而使人世间变得像儿童世界般的纯洁、温馨与和谐。“湖畔诗人”虽然与冰心的思想呈现方式有共同之处，但是他们把“人类之爱”的理想不是放在遥不可及的星辰之间和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上，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温馨之中：
田塍上受过蹂躏的青菜，静静地睡着；/还是绕些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应修人：《彷徨》）。
几天不见；柳妹妹又换了新装了！换得更清丽了！可惜妹妹不像妈妈疼我，妹妹总不肯把换下的衣裳给我。（应修人：《柳》）。
泰戈尔故居
像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的那段名言所说的一样，《彷徨》与《柳》的魅力也在于这两首小诗也是一种儿童的心情，儿童的眼光和儿童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成年人的那种矫情（当然这主要是指心灵的而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发自纯洁无邪的儿童心灵的天籁之音！人们常以“人非草木”的言语来表示人是有感情的，但这是成年人的思维；人类只有把草木也当作“人”来看待的时候，人类自己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这两首小诗，也是泰戈尔思想的精髓。所以，反过来，它对无论何种年龄的人的心灵都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泰戈尔诗意
如果说冰心的“小杂感”是一种“精神感悟，湖畔诗人”则更多地是一种生活体验，那么，宗白华的小诗则更多地切入到哲理；即把冰心女士那种感悟式的“人类之爱”的“零碎的思想”提升到东方哲学那种一贯的对和谐的精神境界的渴望的层面：
伟大的夜/我起来颂扬你：/你消灭了世间的一切界限，/你点灼了人间无数心灯。（宗白华《流云小诗夜》）。
世界的花/我怎忍采你？/世界的花/我又忍不住要采撷你！/想想我怎能舍得你，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宗白华：《世界的花》）。
泰戈尔诗意
由此可见，泰戈尔的小诗和日本俳句蕴含的东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与大千世界的和谐”的思想是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不能涵盖完全的，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