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席勒说过：微观经济学像几何学，从几条公理出发，推导出微观理论的整体大厦;但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它像微积分，求导的方法几乎是凑出来的，解方程的机巧太多，工具性特质浓重，导致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出彩也容易出糗。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当以这一方法论上的悖论逻辑为戒。
宏观货币政策不能太僵硬，“本本主义”害死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过去1/4个世纪中的宏观货币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第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本经历了“失落的20年”。一开始，管理部门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内需不足方面。因战略失误而错失数字时代的窗口机遇，营商环境输给更加亲商的其他东亚经济体之后，痛定思痛的日本人终于明白，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处于长时间下行区间时，放弃带有产业亲和性质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工具，墨守新货币在长期是中性这一超级新自由主义观点，使货币游离于财政产业政策之外，长时间脱离经济结构变迁实际。直到安倍启用有亚洲开发行和财政部工作经验的黑田东彦，强调央行不仅要稳金融防风险，还要促进要素充分就业，并成功说服安倍射出“三支箭”，才使日本经济出现走出低谷的迹象。
第二个例子是，欧洲从本世纪初开始经历了长达15年的经济下行期。起初决策者寄希望于欧洲统一的货币制度，却发现财政政策无法与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配套，不仅无法打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组合拳，而且当西、葡、希、意四国经济增长乏力，需要欧盟施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谨慎的德国犯了同日本一样的错误，货币政策过于僵硬，把防止通货膨胀的利率管理区间绝对化。至今，欧洲货币管理者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欧洲经济恐怕要步日本后尘再现“失去的20年”。
第三个例子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多数经济学家墨守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时长是5.2年左右的“规律”。而格林斯潘的“小步快跑”的微利率调整区间策略，延续了经济下行步入萧条的时程，但也拖延了经济走出萧条迈向复苏的机会。奥巴马时代的央行行长们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好学生，他们正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巨大的货币管理理念冲撞。如果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经济成分，在与美联储过于谨慎的货币政策拔河赛中处于劣势，美国经济还会在更长的低增长道路上徘徊。
新自由主义学派关于货币超级中性观点，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组合的工具性选择排除在首要位置之外，认为只要货币稳定，发展是财税和产业的事，这多次被证明是明显错误的。央行，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应把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要素充分就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变了，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关系的跷跷板现象消失了。自2008年至今，美国经济仍然在低位运行，多数年份处在1.5%-2.5%的增长区间，可就业率却一直不错。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前行长和多位地区行长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得了重病或者失效了。
自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11.4%降至6.6%，但是中国的就业状况也是40年来最好的。在过去5年间，常常是1-10月份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任务，2019年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中美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替代人类脑力劳动的电脑和联网经济，尤其是数字技术、多维终数字端以及联网共享技术在过去40年间给中美乃至世界经济结构带来的改变。大车间流水线和模块化的制造经济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智能智慧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过渡。在新技术条件下，新经济的劳动就业弹性远远高于老经济成分。经济每新增一个点的GDP带来的就业，比以往新增一个点的GDP带来的就业额度要大得多。
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只不过中美更为突出一些而已。自然，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会出现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变化而不适应的连带现象。
在过去40年间，世界各国的宏观货币团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主流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思想的影响。当宏观经济结构变化，需要新的政策引导时，往往因理论落后于实践而沿袭老的政策组合。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该有新思路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间也出现了类似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管理政策方向，实体经济备感流动性偏紧。欧美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根据世界大势，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新的货币政策理论，不能将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归结于防范“灰犀牛”的部门考量，而把地方债务作为经济“不良管理”的“背锅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宏观货币管理应该将要素充分就业这一央行基本任务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来。(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课题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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