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态的革命”，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告别革命”成为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全球化、资本化、信息化裹挟一切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
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新世纪伊始对20世纪及之前中国文明形态的回顾、以及对21世纪的前瞻：“这是另一次的转折契机，我们不必只在某一文明的立场发言，却也不应当放任今日为主流的欧美文明独擅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亦即中华、印度、伊斯兰……文明）皆各有其值得取撷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应将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纳入未来的共同文明。”
而第二篇文章，来自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2014年对他在25年前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应。“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将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种社会模式。过去25年来的各国政治局势，显然对这种观点提出种种质疑与挑战，但在福山看来：“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誌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裡的表現。”
我们将走向何方？历史究竟会在此终结，还是换个起点开始第二次的征程？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我们走向何方？
文 | 许倬云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等。
一 历史上的几次转折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感慨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伦理与道德原则。这种感慨何代无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记录上，曾有人做过同样的感慨。而中国的经典里，也时时充满了这种感慨。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都会有所转变，于是新时代的价值和旧时的价值就会不同。
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价值转换时期为例证。新石器时代，人类是在村落里聚族而居。社区很小，人群也很少，其伦理原则基本上是内外有分，对自己人是一种标准，对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种标准。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后，都有鬼不歆非类的说法。西周时，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论：上天是公平的，对有道德的人会加以庇护，而周人是受命于天来做当时中国天下的统治者，上天所订下的道德原则应该是普世的，不受部族与社区的限制。这个普世的道德观，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于当时的贵族阶层，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贵族阶层以外的一般人，贵族们并不觉得他们也应该遵从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西周宗法制示意图第二次转折应当是在孔子时代。孔子最大的功劳不是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劳是在对古代经典予以新的阐释。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旧的贵族价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为普世价值的观念，真正的变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为法则。譬如，他所说的“仁”不再是贵族所独有，而是每个人都秉赋的一种本性。他所说的“礼”，不再是鞠躬进退，而是一般人都应遵从的礼仪。孔子界定的这一套普世价值观，对中国有长期的影响。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行为法则，都不脱孔子所订下的原则。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改变，封建社会已经崩溃，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个不属原有封建秩序下的伦理与道德。
另一次大转折是在东汉末年魏晋之间。这个时期儒家理论所铸造的汉代社会秩序，也就是以忠、孝、节、义等道德原则所界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在此时经过一次大转变，必需要寻找另一套秩序来替代。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魏、晋的思想家显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把道家思想重新复活，开始谈论自然、出世、人的主体性等议题，不再如同儒家一样，注重社会的主体性。这一次的大转变，从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礼坏乐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
这次重建的过程延续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为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新的中国思想体系，也就是朱熹的时代，理学才又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秩序。社会本身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社会的每一个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价值，实际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价值有著本质上的差异。与这种制度相配合的，是小农经济、皇帝制度、知识分子精英及儒学治国的一种稳定体系，所以此时注重名节而不注重个人的权益。这段时期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有数百年之久。但是这种稳定的中国体系终究会面临挑战与压力，在明代末期又面临一次转折。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明代末期，王阳明学派对朱子学派有基本上的质疑。而当时国家机构所表现的效率与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为代表的国家机构是否真能符合稳定社会所盼望的政府形态也受到质疑。我们由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历史记载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伪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社会的结构。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甚至怀疑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提出许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观念。
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可以与西方的启蒙时代的思想相类比。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之后，无法继续下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为彻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强调稳定性，必定是趋于保守。所以朱学的知识分子虽具有正统的地位，却不会容许明末这些挑战者继续发挥他们的思想。
因此，从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纪，是中国在思想上极为呆滞的时代。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被当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为大家所遵循，但其间虚伪之处太多。同时也没有新的力量出现，可以担起翻旧更新的工作。这种文化系统实际上是缺少活力的，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另一股大力量的冲击。
二 现代的崩溃
新的力量是中国与世界有了新的接触之后产生的。西方世界有其本身的文化传承，发展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行为法则与道德观念。西方的文明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生产制度。西方进入中国以后，本来就已经缺乏活力的中国传统思想根本无法抵御。所以从19世纪到现在，如果我们要说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还有更新增长的活力，那恐怕是自己在骗自己。
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叶，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在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漩涡里，其间也有些可敬的学者，尝试著去做揉合与新的解释工作。但究竟因中国以儒家为基石的文化体系丧失活力太久，已是相当僵化的系统，要回生是相当困难的。这一段的礼坏乐崩不能归罪于五四，也不能归罪于现代新教育体制下的知识分子，这是旧系统本身早已丧失了生机。
此时期的中国人必须重新架构另外一套价值体系。20世纪初期有几位人物值得加以注意。章炳麟想把中国界定成一个民族。但中国向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中国向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复杂的族群共同体。可是在列国竞争的体制下，一个漫无边界的天下与漫无边界的群体，恐怕很难找得出自己认同的方向。章炳麟所作的工作，起始是以满族和汉族的对立来肯定汉族自身存在的意义，即所谓排斥胡虏观念，接著再进一步肯定黄帝子孙。换言之，章炳麟是在寻找一个新的大我，这个大我不是像同心圆般从社区扩大到天下，而是一个可以界定的、有历史传承系统的大民族。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古文经学大师、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中华民国国语设计者。
梁启超则是把大我界为国家，使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成为团结这些人群的主体，以与世界上列国体制下的列强做竞争。这两种观念，一是保种，一是保国，但都是要寻找大我。孙中山无疑是把两种观念融合在一起，想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但他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要肯定五族共和的多民族体系，一方面又肯定民族主义。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把国家凌驾于民族之上，国家做为容纳多个民族的主体。
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口号。这一原则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共和国。中华民国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分别代表汉族（红）；满族（黄）；蒙古族（蓝）；回族（信仰伊斯兰的诸多民族，白）；藏族（黑）。其中“回族”泛指内地回民和西北各地说突厥语系语言的诸多穆斯林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清朝曾将新疆称为回疆。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回头看明末清初所谈到的亡国没有关系，亡天下才可怕。其中“亡天下”三字，代表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期许——中国文化治天下。但20世纪，中国文化是依附在中国族群上，留在中国国家的圈子内。在有一个大我做为终极的组织形式时，就必须界定大我的行为规范。例如在三民主义中，个人主义是没有什么空间的；民族主义是为了集体存在，甚至民权、民生主义也都是为了集体稳定。这种观念近于朱子，而远离于孔、孟。孔、孟所肯定的是人在天地之间的价值，是人在天、地、人三才之中的地位。孟子界定人的所作所为时，是从人性下手，是从“四端”下手。20世纪的中国人想界定的则是个人在大我之中，如何适得其分地贡献义务、享受权利。
20世纪的中国人要如此界定，自有其时代背景。像德国在17到19世纪之间，界定了日耳曼民族的存在意义，界定了日耳曼精神，界定了国民在国家里的身份；“意大利复兴”要重新缔造一个今日的罗马；日本明治维新在东方缔造了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所学习的蓝本。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孙中山指出的道德要求、一个公民应有的行为标准，和日耳曼所界定的国民精神相当接近。
日耳曼精神是在19世纪初普鲁士在耶拿战役失利后被提出的，并在19世纪6、70年代的普奥及普法战争中进行了完善充实，并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简要概括就是强调绝对的服从，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不屈服的战斗还有不断地深刻反省反思。由于这一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大转折过于庞大，百年内不易完成。何况中国的教育始终是在双轨制之下发展，一方面有西化教育，另一方面有传统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上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在20世纪结束之际，这一次的转变始终未能完成，因此仍不断可见到中外价值的比较、中学西用或西学中用等论点。文化体系愈小，转变愈容易。文化体系愈庞大、愈复杂，转变愈难。相对于中国的文化体系而言，日本的文化体系是相当小的，不仅时间短，内容也比较不复杂，所以日本的转变要比中国来的容易。中国文化体系是庞大的、复杂的，单是消化佛教就花了1000年的时间，要消化西方价值观，中国不可能在100年内完成。也因此，在这100年中，不断地听到相同的感慨，不断地看到大家讨论社会失序的问题。从长程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现象是自然的，但是，生存其中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困扰和失落。
我们是不是要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做为解决的方案呢？倒也不然。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美国对他们自己花了近300年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产生一波质疑的浪潮。
造成这种质疑的力量，首先应是近代战争的可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死亡人数无以数计，希特勒之于犹太人、日本人之于东亚人民，屠杀灭族行为也到处可见。再加上战争的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公平，都引发了大家开始质疑在基督教基础上所建立的近代文明，开始怀疑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造成质疑的第二股力量，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地接触频繁。多种文明在接触之中各自呈现其特色，也各自对别人特色造成冲击。第三股力量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制度解体。各西方殖民国家由殖民地退出，而殖民地原来的文明有了重新发展的机会，于是各地的弱势族群也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西方的价值？为什么要在没有进一步思考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为什么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价值观念？第四股造成质疑的力量是妇女的解放。在民主制度逐渐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政治制度时，许多不同社会中受忽略、受压制的女性，开始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及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这股新的反省力量，冲击了以男性做为主体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价值标准。
以上四股力量冲击的后果，是一套新价值标准的基础开始呈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权的观念。而人权是属于个人的，人权不属于群体，群体的特性不能超越人权的基本价值之上。自由则是体现人权的方式，人权为体，自由为用，自由的观念也会成为新文明的重要价值标准。
最近在各个人文学科的领域里，都有解构思潮的出现。解构不是破坏，而是尝试重建，是一种重建新秩序的努力。但在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妇女站起来了，弱势族群站起来了，弱势的文化系统、宗教系统重新发现自己的存在，于是重新建构的的工作多面的、多角的、多边的，不仅缺少协调，甚至还充满了冲突和误解。由人文学科所开始的解构工作，迟早会冲击到政治面和经济面。那时所引发的浪潮，可能会更为澎湃有力，而且来去方向都不会一致，我们预见将来会有一段时间的乱潮，会有许多的漩涡与波动。我们正处于这一波大浪潮将起未起之际，我们将面临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
人类如何重建新的秩序，不但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各不同文化共同面临的大难题。重新建构完成之后的新社会，可能是一个多元的、多主体性的结构。它缺少中央，所以没有边缘；缺少权威与一个秩序的维持者，所以必须要靠协调与磋商。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走向这个新社会的路程，将会充满挑战、危机与不稳定。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还在寻找方向，可能为时略晚。在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之下，我们的心情应当是沉重的。
三 下一个世纪的冲击力量
目前我们正要进入21世纪。世纪的划分本来并无意义，时间永远是向前走，一如抽刀断水是切不断水流的。把时间界定成一段一段，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已。但在此时此刻，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划分，倒是能给予我们警惕的作用。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是否就此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由20世纪后半已经在进行的种种变局来看，我们确实是将要快速地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除了上节所说的文化多元性所引发的冲突与质疑，以及多元、多主体结构工作之外，我们还正在面临著几个很大的冲击力量。
第一是国际化与全球化。今天的经济制度，多国企业与国际企业，正在将世界的经济纺织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新的生产技术与管理制度，将人类的生产工作有了新的分工方式，不论是垂直的分工或是横向的分工，都会跨越国界。经济的国际化将冲击到传统资本主义的根本假设，那就是“国家的财富”观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国际化经济网络之下，必需要有新的界定。
政治方面的国际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二次大战之后又成立了联合国，再加上其他许许多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性的各种组织，使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完整的主权。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已将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放在主权国家之上。无疑地，今天仍有强国的霸权，各种维持国际秩序的口号可能正是霸权国家所利用的工具，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口号之所以能成为工具，正是因为大家认为它们有其具体意义。
《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场面各地人群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速度并不一样，有些地区已达到国际化的水平，有些地区还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些步伐的不一致自会引发许多冲突与纠纷。不过，可能在21世纪中叶之前，国际化的人类社会定是非常明显了。这个浪潮当然也会冲击到公民的观念，使许多以国家公民权利义务为基本假设的道德与伦理，也会受到质疑。
第二个冲击力量是近代的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能操纵生物并非新鲜之事，很早之前人类就知道利用接种、选种、插枝诸项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但真正闯入生物科技世界是在基因工程以后，英国那只叫做多莉的羊出世后，人类才真正打开了一个生物科技的新纪元。人类如此闯入生命的奥秘之中，是福是祸还很难断言，也不易有一定的结论。
下一个世纪，生物科技发展更快、更远之时，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意义必须要重新加以认识，对人自许为生物群中最高地位的价值，也必定要重新加以检讨。被冲击最严重者当属基督教、回教等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宗教系统。在我们了解到生命如何而来，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之时，人类是否还可以说我们是仅次于上帝的生物？我们存在的意义又在那里？但反言之，人类也可能会因而获得更新的自信，经由科技竟可探索了奥秘的生命世界，岂不正可证明人类是一很特殊的生物吗？这一切的是非功过，今日不易断言，总之生物科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已被打开了一条缝隙，从盒子中出来的是天使还是妖魔，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言。
基因编辑第三个冲击力量是资讯化。崭新的资讯工具，是人类交换消息、知识的大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字出现是一次革命；印刷术出现是另一次革命；电话、电讯出现是三次革命。但这一次的资讯革命，其气势如排山倒海，而且无孔不入，影响了我们控制、掌握知识的能力，以及人群之间交往的浓度与幅度。
资讯革命一方面使人与人的距离拉近，同时也减少了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从前者，我们重新组合人群，从后者，我们正在离散固有的人群结构。人类的社会都将走向资讯社会，而且是全球性的，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国际化互为表里。全球性的资讯网一定能整合人类于一体，至少在潜在可能性上，可以消除人类的不平等，以及去除掉过去人类之间的界限。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阶级，使掌握资讯的人有垄断财富、权力的机会。
2016年戛纳金棕榈获奖影片《我是布莱克》。讲述了英国一位需要申请社会救济的患病木匠和一位单身母亲相互扶持生活的故事。戴锦华教授在评述此片时讲到：“这部电影中肯·洛奇真切地而且非常个体化地触及了这样的真实现状，就是像布莱克这样的一个老人因为不能使用电脑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抛弃在这个社会的进程之外了。对布莱克这样的人，他就不光因为好像以人性名义所出现的机器和越来越机器化的人所表现的现代制度而落入荒诞，同时他带出了世界分配的不平等加剧了不平等，因为资源永远属于拥有资源的人：你越拥有资源你就越能拥有资源，你越一无所有你就越一无所有。”综合上面三种力量和前面提到的多元，多主体的重建工作，我们预计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再有归属感，不再有可遵循的法则或秩序，这是人类新出现的混沌局面。21世纪走完之前，这种形势可能已经非常明显。今天，半个世界，还留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层次。这是历史的吊诡，许多人不愿承认它魔魁的特性，但恐怕我们很难躲得掉。今日要重建价值，恐怕不再是以复兴中华文化、重整儒家理想所能够应付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一个新的经验。
结 语
在孔子、佛家与犹太教诸先知及希腊诸哲人的时代，几个古代文明因为这些人物的理念，各自拟定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使人类不是仅以求活为满足，那些超越的价值赋予人类生活的意义。远古以来，人类历尽千万年的挣扎，经过那些伟大心灵的启蒙，始得以突破蒙昧，转入文明之境。现在，我们正在另一必须有所突破的时代，现代科技文明出现，其动力已将我们推向另一个境界，而诸多主要文明相互接触，已到必须有所融合，互补长短，不致有所冲突的时候。
这是另一次的转折契机，我们不必只在某一文明的立场发言，却也不应当放任今日为主流的欧美文明独擅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亦即中华、印度、伊斯兰……文明）皆各有其值得取撷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应将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纳入未来的共同文明。
本文选自《开放时代》2000年5月，此次发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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