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Master22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对全球化和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的一种反应。意大利博科尼(Bocconi)大学的两位教授用群体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每当巨大冲击来袭的时候，社会是如何产生新的分裂的。这导致个体改变对自身和对他人的信念，并形成新的社会成见。如果全球化是把社会对立在民族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之间，而不是在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之间，可能抑制再分配需求，并加剧收入不平等。敬请阅读。
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民粹主义来势汹汹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民粹主义(Populism, 亦称平民主义)来势汹汹，几乎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获得支持，并且同时是以牺牲以主流政党为代价的。新的冲突维度——移民、全球化和公民权利——取代了传统的再分配分歧(见图1)。
注: 样本为18岁及以上的白人
图1 美国社会的分裂变化
其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是与经济变化有关。比较容易受到进口竞争的美国地区，失去了大量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极端和保守(Autor et al. 2017)，贸易冲击或技术冲击，导致了就业损失、民粹主义以及欧洲反移民情绪的兴起(Colantone and Stanig 2018a,2018b, Anelli et al. 2018)。已经证明，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这些都与经济的不安全之间是密切相关的(Guiso et al. 2017, Gidron and Hall2017)。然而并不清楚这些关联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自由贸易的输家，会变成民族主义者，不喜欢移民，并且在社会上变得保守? 为什么他们要投票支持，那些似乎与他们的某些利益相悖的政策纲领，例如减税或不可持续的预算赤字?
在Gennaioliand Tabellini (2018)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研究社会群体的认同心理，以及其对选民信念的影响。在社会科学家和革命者的著作中，群体认同和受群体感染的信念，在政治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随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个体应该认同无产阶级，把自己看作是历史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定文化或地域特征的载体。对于Mazzini 或Herder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个人应该把自己视为想象中民族社区文化或历史的一部分，淡化更为狭隘的差异。
Lipset and Rokkan (1960)描述了西方政党制度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群体身份的显著转变，例如不同收入的阶层、宗教与世俗群体、中心与边缘群体，等等。群体身份的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巨大的经济变化，能够极大地改变选民的信念，并导致在特定的方向上被扭曲。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我们与他们”的冲突中，社会在不同群体之间，变得极端两极分化。
社会身份和信念扭曲
社会心理学证实了身份和信念之间的联系。根据群体的主导理论“社会认同视角”(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作为一种构建和简化社会世界的方式，个体通常会认同具有相似人群的社会群体(Tajfel and Turner 1979, Turner etal. 1987)。然而，获得社会认同也需要“去个性化”的元素。当一个人认同一个社会群体时，他会增强群体外和群体内之间的差异。结果他在群体之外形成了很深的成见，更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更多地视为是群体中的典型成员，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人格，来形成自己的成见。这意味着，对某一群体的认同，会导致选民的信念向形成成见的方向发展，加剧两极分化和冲突。
举个政治例子，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倾向于不控制移民，以及完全的欧洲一体化。该民族主义团体表示，尽管这种极端的立场是并不常见，但它是要将支持更开放社会的群体，与支持不太开放社会的群体，区分开来。
当有人(例如欧洲受过教育的精英一员)将自己与这个世界性群体联系在一起时，他会将自己与民族主义者进行对比。这样他认为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比他们更封闭，并且将自己的信念，进一步推向了老套的世界主义立场。当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那些持更保守观点的人，在认同“民族主义者”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与世界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自己的信念，转向了他所在群体的深深成见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选民持有某种立场，不仅仅是因为会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并且还主要是因为，他们如何能够确定个人的社会自我。
政治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群体信念的扭曲(Flynn et al. 2017)。最近的研究表明，信念扭曲是由党派偏见系统性地造成的。美国选民夸大了社会流动性，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右翼人士，情况就会更糟(Alesina et al. 2018a)。美国和欧洲的选民，则高估了移民的数量，但右翼选民要远远多于左翼选民(Alesina et al. 2018b)。关于全球变暖的信念，也显示出巨大的党派差异(Kahan 2014)。在本文的研究方法中，由于群体心理，自然会出现，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扭曲。
要了解这一现象的政治后果，请考虑20世纪西方政治的分化：阶级或经济冲突。在这种情形下，认同工人阶级的中下层选民，夸大了他从再分配政策中获得的好处，因为在思考世界的时候，他关注的是他所在群体，与相反群体的显著特征——贫困或较低的向上流动性。
反之，中上层阶级选民认同的是一群富有的资本家。关于社会流动性和政策评估的信念，产生两极分化，相对于一个身份并太不重要的世界，再分配冲突得到了强化。同样的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认为两极分化要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这与Westfall et al.(2015)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社会身份的变化
心理学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遍的社会身份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经济冲突可能会给新分裂留出空间。事实上，人们都可以潜在地认同许多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由国家、性别、社会阶层、职业、文化特征等等所定义。重要的是，人们的政治信念，是由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任何显著身份所塑造的，而这取决于外部环境。
在本文中探讨了这一观点的含义。本文指出，经济变化导致新的冲突来源变得突出，进而导致社会认同发生变化。这在新的维度上创造了两极分化，同时在其他维度上减少了两极分化。例如与传统的贫富分化相比，全球化的趋势使个人利益聚集在一起，是与国外竞争或移民有关的。结果社会认同从贫穷与富裕的冲突，转变为是在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面对移民或全球化的代价，贫穷或未受过教育的选民，不再认同他们的经济阶层，而是认同这个民粹主义团体。这会减少了他们对再分配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对外部保护的需求。这些选民可能会从更大程度的再分配中受益，但他们并不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现在认同的是，一个阶层收入更为多元化的群体。同样受益于移民或全球化富裕，或者是受过教育的选民，也会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转变为国际化群体。他们对再分配的需求增加了，对开放的需求也增加了。总体而言，社会联盟发生了变化，个人对再分配的信念，变得不那么两极分化，而对贸易保护或移民的信念，则变得更为两极分化。再分配的政治冲突，抑制了经济增长，加剧全球化的冲突。
换句话说，通过成见加深和信念扭曲，内生的社会身份，放大了某些冲击，导致非常规的政策反应。如果贸易、技术或移民带来的冲击，改变了社会认同的维度，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更为强烈的政治后果。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诱导人们放弃阶级认同，这些冲击可以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降低再分配需求。
如果个体特征和政策偏好，在政策维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则扩大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具体来说，有证据表明，对贸易保护的需求和对移民的厌恶，在个人之间是正相关的，而这些特征与对再分配的态度，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这可能是受教育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不同选民的潜在性格或文化特征的不同。在本文的理论中，这种关联模式具有以下含义。当选民认同他们的收入阶层时，冲突主要是关于再分配的。选民对移民或贸易政策的信念，不会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因为收入阶层(与政治相关的身份)包含了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但现在假设，增加的进口敞口，重新定义了与贸易敞口相关的一个新维度上的社会身份(比如居住地或职业)。由于对贸易政策的看法，与对移民和民权的看法有关，这种对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导致了对一系列政策的相关信念扭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面临进口竞争的工人，会变得反移民，要求社会上的保守政策，以及更广泛地解释，为什么在不同政策问题上的意见，现在与党派认同，是更为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证据
证据支持这些预测。Autoret al.(2013)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通勤区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增长的影响，在政治上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和保守，在上次总统大选中更有可能，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可能反映了多种机制，但是调查数据让作者能够分析贸易冲击的具体影响。利用2006年至2016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的数据，作者发现，面对来自中国不断增加的进口，美国公民个人更愿意接受国内公共支出的削减，更加反对移民，并认为堕胎问题变得更为重要。这与贸易冲击导致相对贫困的受访者，放弃基于阶级的认同，而转向民族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民粹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是正相关的。Colantone和Stanig(2018)发现了欧洲进口冲击影响的类似证据。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在2012年至2017年间，法国政治冲突的规模，发生了明显转变，图2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纵轴表示对移民、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数值越高，态度越开放);横轴是对再分配、以及政府在保护工人和调节经济方面作用的态度(数值越高，右翼态度越强)。每个点则对应一个个体。图中的颜色显示了，受访者是如何被分为两个群体的，2013年是在左翼集中，2017年则是右翼集中。政治冲突的范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2013年受访者分为左右两派，这反映了国家在国内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在经济冲突的传统维度。2017年，分歧则涉及了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态度。
注: 使用Ward法进行聚类分析
在本文中，展示了政治冲突相关维度的这种变化，反映为人们如何投票，以及利用面板数据来反映其政策偏好是如何变化的。2012年至2017年间，选民放弃了左派与右派的认同，转而支持民粹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认同，这减缓了他们对再分配的看法，并在全球化和移民问题上，变得更二项极端。
结论
贸易和技术冲击并不是欧美发达国家政治摩擦的唯一来源。曾经占多数的社会保守主义文化观，由于大学教育的普及、性别角色的改变等缓慢的社会变化，逐渐受到侵蚀。这些累积的变化，在传统的政治团体中产生了断层，政治团体被定义为左派和右派。贸易和技术冲击，则增加了这些断层的相关性，并引发了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变化。社会中的贫保守困选民，尽管他们的社会保守主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左翼团体，但现在却被民粹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既吸引了他们的贸易偏好，也吸引了他们的文化观点，反之亦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传统的以收入或阶级为基础的冲突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相关层面的新政治分裂。政治信念反映了这些新的社会身份，并放大了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影响。
如果这种世界观是正确的，那么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所看到的破坏性的政治变化，就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政治制度的深刻持久的变革。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媒体的作用。如果接触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媒体，加强了成见，可能会导致这些新政治和社会认同的后果，变得更为极端。与此同时，身份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个人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所以很少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身份认同。正如Sen(2007)所指出的，提醒人们，这些另类身份的政治平台，可能会减少两极分化，并且有利于建立冲突较少的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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