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推动香港再度转型的原动力。这为香港提供了‘重塑自我’的绝佳契机，香港已成为非常发达的成熟经济体，新一轮革新将有别于过往，却具同样变革性和全球性的重要意义。”香港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在3月29日表示。四十年前，香港在珠三角首次开放后实行经济转型，从出口制造业龙头蜕变为国际服务业领先者。随着高速铁路、公路和桥道建设大大改善了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九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互联互通，香港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冯氏集团创始于1906年，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起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供应链管理跨国集团，包括采购、物流、分销和零售，冯国经亲身见证了香港与珠三角地区蜕变成为全球生产贸易重地之一的光辉历史。
身兼智库2022基金会主席、大湾区研究督导委员会主席的冯国经指出，珠三角曾经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但该地区由“地区经济龙头”华丽转身成为“大湾区超级地区”，香港必须更大胆设想，并大幅扩大产能规模。
3月29日，2022基金会在香港发布了名为《大湾区的未来发展与香港的机遇》的研究报告，聚焦于大湾区九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特区的经济层面上，进一步互动能如何缔造机遇，并提出各种对策。由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竞争力研究的权威米高 恩莱特( Michael Enright)教授领衔，聚集了来自香港、广东和欧洲的顶尖经济学家，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研究。
作为全球最具增长前景的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早在2015年，世界银行报告已指出珠三角已超越了东京，成为世界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地区。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将于2030年前将达到 3.6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经济体中排名第13。
将打造香港与珠三角间的全新伙伴关系
“一直以来，香港从未有过一个真正的本地市场，而日本、德国则有庞大的本地市场，当地企业得以在本地拓展之后再走向海外。然而，大湾区将为香港提供一个近7000万人口的本地市场，这群消费者富裕成熟，人均年收入达1.8万美元，而且很多是年青的消费者。”冯国经坦言。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自由经济体，香港对于全球经贸形势的转变尤为敏感。他指出，香港首次拥有一个如斯庞大的“本地”市场，这意味着香港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将有更多的渠道抵消主要海外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按年下跌3.1%，其中单件2月则同比下跌6.9%，创下连续4个月倒退，并为3年来最大月度跌幅。
在恩莱特看来，大湾区建设为许多香港人开拓了新出路，更首次让香港看到一个真正背靠“本地市场”和“腹地”的前景，从而减轻土地短缺、人口稠密、成本过高和小型特色经济缺乏就业营商机会等造成的掣肘。
“大湾区将打造香港与珠三角之间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让两地共建未来的数码供应链。香港虽然拥有三家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基础科研能力强大，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本地市场而未能成功转化。未来有了大湾区腹地这个庞大的市场，推行市场测试和商业化创新发明的机会加大，香港将如虎添翼，区内将会涌现出一批大疆这类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冯国经表示。
“内环”与“外环”相辅相成
近年来大湾区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大大促进了主要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基建互联互通的程度对大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恩莱特指出，早在 1980年，位于澳门北面的珠海市及中山市的GDP总和高出深圳和东莞总和，但到2016年，后者已比前者高出366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深圳和东莞在出口方面的表现较优。
他认为，上述两市的绝大部分出口均来自外资企业的业务，而在广东省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之中，有 85%是集中于距离香港三小时车程的区域内。这些因素导致大湾区广东各地的发展速度各有不同，即与香港连通性较高的地域发展速度较快，而与香港连通性较低的地域发展速度则较慢。
在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后，恩莱特指出，大湾区9+2城市群已经形成了“内环”与“外环”互为补充的鲜明发展格局。
“大湾区正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分工。一个‘内发展环’正在形成，由香港通过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及珠海，直达澳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包括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深圳中山大桥，以及广东省多条高速公路与铁路，将会确保‘内环’中从某城市到另一城市只需一至两个小时。”他说道。
同样，他指出，位于“外环”的惠州、肇庆及江门将受益于大量的基建投资以及从“内环”延伸出去的发展势头。这些城市将陆续为整个大湾区提供重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品、金属、纸张、电力和设备相关行业，同时受惠于“内环”的溢出效应，“在融合方面，广州和佛山走得最前，其综合公共交通网络、规划及邻近地区发展项目均配合这方面的发展。深圳则一直协助部分企业搬迁到邻近的东莞和惠州，以刺激莞惠经济，同时为深圳的高增值业务腾出空间。”
随着深圳的地价、人工成本不断水涨船高，一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向邻近的东莞、惠州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早在201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协发布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报告》，调研组当时明确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
去年8月，华为第二批约5400名员工从深圳搬迁至广东东莞溪流背坡村，这里正是华为的东莞松山湖基地，而在此之前，已有约2700人搬入这里。据悉，包括大疆创新、光启、中集集团等高科技公司都纷纷在松山湖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专业服务领域期待更多融合
尽管大湾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十一个城市虽在一个国家内，但涵盖三个省级行政区、三个独立关税区以及三个世贸组织成员，在协同发展中仍然面临不少的障碍。香港是一个高度依靠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拥有一大批专业咨询、法律、会计及金融等方面的国际人才，可以在不同层面填补大湾区的专才缺口。
恩莱特指出，根据现有CEPA的框架，中国内地已向香港及澳门企业开放160个服务行业中的153个。然而，其中港澳企业在内地可享有国民待遇(即以“商业存在”的方式立足于内地)的只有62个。
他坦言，专业资格与投资方面的限制，加上其他障碍，导致服务提供者无法在大湾区自由营运。由于服务业占香港与澳门经济相当大部分，这对港澳企业尤其影响较大。
香港特区政府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于2016 年的“其他商业服务”(其包括专业服务、创新服务、工程服务、建筑服务和贸易相关服务)贸易顺差为178亿港元，但同年与中国内地在相同领域则录得143亿港元的贸易逆差。
“目前香港的会计师资格证在内地并未实现互认，因此香港执业会计师需要通过在内地的会计师考试才能获得在内地的执业资格，然而笔试是简体字，考试的形式也并非香港会计师所熟悉的，通过率很低，希望未来大湾区内会计师资格证可以实现互认。”香港某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例如香港公民取得内地律师资格，只能参与内地非诉讼法律事务。部分行业即使设有专业资格相互认证制度，但资格互认并非恒常化，例如规划师的互认安排在2010年后便结束，新晋规划师无法透过资格互认取得内地执业资格。
然而，这并未阻挡业界探索前行的热情。澳洲会计师公会去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351个受访者中，近一半打算在未来五年将业务或事业范畴扩展至大湾区。此外，在2017年 11月进行的香港会计师公会访问中，业界领袖透露“大湾区有潜力在国家层面开创新局面”，并表示部分大型会计师行在管理资源方面已经“从华南地区的视角”出发，以便更好地协调香港及广东的业务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