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社会，几乎是每个城镇，甚至，是农村都或多或少的建有一些娱乐、休闲场所。这些场所都是国家出现修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大众娱乐、休闲的方便性。其实，在古代也有类似固定的娱乐场所，这也是宋元戏曲在城市中的主要表演场所，其结构就相当于现在的戏院。
宋朝时期，这个娱乐、休闲场所就叫做“瓦舍勾栏”，几乎在这一时期每一个城市都修建有“瓦舍勾栏”。
其实，所谓的“瓦舍勾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娱乐中心”，里面设有酒肆、茶坊、食店、摊铺、勾栏、看棚等游乐设施。“勾栏”则是设于“瓦舍”之内的演出场所，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各种表演，杂剧、滑稽戏、歌舞、说书、杂技、魔术等节目应有尽有。
在宋朝，这些“瓦舍勾栏”却是宋朝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工程”。学者吴先生就曾抛出一个观点，那就是：“瓦舍勾栏”不仅是重要的宋朝市政工程项目之一，而且，这个项目还被归纳到了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中。它是为了更好的给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而存在，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民众娱乐、生活的正常进行。
但却没想到，这个观点迅速得到了北大历史学教授的反对，她认为：在宋朝，“瓦舍勾栏”不能被称作“市政工程”。后来，吴先生找到更多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论述“市政工程”的定义中，他谈到：“市政工程”是指市政府修建的、给市民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我敢断言，至少，南宋都城的一部分“瓦舍勾栏”是完全合乎“市政工程”的定义的。
在《咸淳临安志》与《武林旧事》这两本书中，就曾清楚地描绘过这样一则信息：南宋时期，对都城临安建设了一些公共设施，这笔费用则是国家财政支出的，而且，针对这些公共设施是后期，国家还增加了一些特定的管理制度。
杭州城外的“殿前司”就是宋朝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级军事机构，当初，建造它的意义，其实，就是给驻扎城市里的士兵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在这里，士兵们可以听听小曲儿，欣赏一下歌舞表演等等，是一个非常适合放松的休闲场所。
当然，这些瓦舍并不是专门供应给士兵的，平民百姓也可以在此出入。这些场所的建立，初心就是为了给民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而且资金都是来自政府，管理也是由官方委任的官员去做的。如果这都不算是一种“市政工程”，那么怎样才算呢？
虽然，至今并无确切的史料来佐证其它州县的“瓦砾勾栏”都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但是，按常理推测：宋朝政府应该是在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了一些休闲场所。因为，这些场所仅仅靠民众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建造起来的，并且，也根本没有能力法维持其日常经营。
所以，笔者相信，这些“瓦砾勾栏”是脱离不开宋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的。
冯梦龙创作的“三言”是依据宋、元话本整理出来的，里面就多次提到了“瓦舍勾栏”。这就证明，这一场所确实存在于宋朝的多个城市，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宋朝独有的城市文化建筑。在元朝时期，“瓦舍勾栏”的制式还有很多。
但是，到了明朝这种形式逐渐就销声匿迹了。明代文人凌濛初的“二拍”中，却无一处提及“瓦舍勾栏”，对于明朝时期的人来说，“瓦舍勾栏”则非常陌生，并且，此时“勾栏”的意思也不如从前，变得风月化了。
其实，“瓦舍勾栏”的消失并不稀奇，一朝一代的更迭也象征着文化与制度的变迁。再者，很多“瓦舍勾栏”在战火中破败不堪，明太祖朱元璋又禁止市民娱乐，最终，在这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就造成了城市娱乐的落寞。
提到此处我们也不难发现，宋朝君主鼓励民众的“民欲”，到了宋嘉宗七年发生水灾，之后，司马光则上书皇帝，建议取消当年的元宵节灯会，但是，宋仁宗却照旧办元宵节灯会。他认为：元宵节就是应该是一个狂欢娱乐的好日子，作为皇帝，朕愿意与民众同乐。
宋人笔记《北窗炙輠录》中还记录的一件小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仁宗对于民间享乐的态度。
当时，宫外一片欢声笑语，而宋仁宗只得呆在冷清的宫中。在他看来，官宦之家乃至皇帝都不应该纵情享乐，应该积极的为百姓创造享乐的机会。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却有着与大宋君主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民众的声色犬马也一种不务正业的罪行。他认为：应该抑制“民欲”，所以，在立国之初，有学唱的士兵便被割了舌头，对待享乐之辈用的方式便更加残忍。
据记载，明朝对禁止“民欲”是非常严厉的，高压政策之下的抑制民欲，没人再敢去“瓦舍勾栏”享乐了。这两个朝代在针对“民欲”的时候，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也决定了“瓦舍勾栏”是否能存在，甚至，当朝政府是否出资建造的结果。宋政府重视市民娱乐并将之纳到市政支出项目里面，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强压下，此番歌舞升平也就没能在明、清两朝再现了。
以至于，这些“艺人”若想再登台表演，就只能跑到庙里面去了。
参考资料：
【《宋代“瓦舍勾栏”的建筑特点》、《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北窗炙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