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似一道铜墙铁壁将中原王朝和塞北隔开，在长城内外，以中原汉族为首的黄河文明与塞北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文明在此常年征战，你来我往。偶有战争停息，好不容易草原在这个间隙时想休养一下精气，但内蒙古这片神秘的土地仍然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他们不断从内地越过长城，在内蒙古进行屯田垦戍，为原本荒芜的塞北边疆带来些许繁华。
内蒙古大草原自古多征战，在战争结束后的太平日子里，历代中原王朝都会在内蒙古进行屯田垦戍，从秦汉到晚清，基本没有停息。
早在秦朝，秦始皇以拜爵方法，一次就将三万户人迁到北河、榆中等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垦戍。秦制规定，赏爵一级，即可盖田百亩，益宅九亩。随着拜爵人数的增加，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河套一带很快变成了膏壤殖谷的农业区。
汉朝政府在北疆地区开展屯田活动，特别是河套、湟中、河西等地屯田规模较大，参加屯田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有着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因此他们在开发北部边疆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生技术推广到内蒙古。仅河套地区年产的粮食不下四五亿斤，使原来粮食很少的河套地区变成了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展的地区。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柢、韩浩的建议，于群雄内第一个推行屯田制，在许下大规模屯田。曹操在参与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俘虏了大批黄巾军民并拥有大量土地和耕牛，具备大规模屯田所需的条件。许下屯田的当年，得谷百万斛，获得巨大成功，于是曹操下令在各州郡置田官，随处屯田积谷，屯田制迅速推广到中原各地，每年收获谷物千万斛，解决了军粮问题。
进入隋唐后，对北部边疆地区的屯田活动仍很重视。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就在塞北盛行屯田。唐朝继续实行这一措施。据不完全统计，在临近北部边疆地区的河北道，有二百零八屯，陇右道一百七十二屯，关内道二百屯，每屯以五十顷计算，临近北疆地区的屯田面积就多达31900顷。屯田收获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戍边军队的需要，且通过屯田活动的开展，使北部边疆地区得到了开发。《新唐书》载述，贞观年间突厥故地一部分地区已是“五谷丰登”，到了天宝年间，更是良田广袤千里，一片禾菽弥望的景象。
元朝建立后，北部边疆地区实现了新的规模更大的开发，屯田面积达6400余顷。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屯田每年得米20多万斛。和林屯田年收获9万余石。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进步，已经开始用田禾作饲料，并贮存积草，以备牲畜过冬驼马牛羊的数量大量增加。在元政府派往官员和内地商人的帮助下，北疆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学会了造船、制陶技术。
清朝的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理藩院多次协助蒙古族人民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其收放实数，每年秋后造具印册报院，仅漠南蒙古今通辽、赤峰等三地26旗，就额存24、6万多石，清政府还通过救荒，以及派人传授生产技术，发放农具和种籽等措施，促进了北部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多次到北部边疆地区巡视，还派大臣前往在可以耕种的地方发展农业，又不要影响畜牧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漠南蒙古地区形成了专门的农耕区域，许多蒙古人弃牧就农，往日龙沙雁碛地区，已经变得“筑场纳稼，烟火相望”。《御制诗初集》所记，康熙帝曾咏诗描述塞北农业的发展：“禾黍近来耕稼满，烟锄云插遍新畲。试看属国欢悮日，大漠墟烟处处生”。在畜牧业方面，牧放区开始打井，搭筑牲畜棚圈，贮存过冬饲草，冬营地一般也固定下来。牲畜数量有了巨大增加。康熙皇帝曾对大臣说：巡行塞外，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日渐兴盛漠南蒙古地区出现了许多固定的商业点。烧锅、当铺、货铺日益发达。规模巨大的商队时来时往。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手工业作坊，以及专业分工较强的木匠、铁匠和泥瓦匠。皮革业、酿酒业、榨油业、制粉业也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商业城市相继产生，漠南蒙古地区的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家鳞比，街宇相望；今呼和浩特市商贾丛集，人烟稠密。
中原与北疆的交往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进行，这种交往为北疆地区带来了繁华。中原内地的铁器、铜器、陶器、缯絮、食物、金银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大量流入匈奴。北疆地区的各种畜牧和狩猎产品则流入中原内地。汉朝时修筑道路，弛禁山泽，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物品莫不具备。隋唐时期，双方互市，唐朝设立互市监，掌管内地与边疆的交易，虽然互市监负责的是官方与边疆地区的货物买卖，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为民间的交往创造了条件。《全唐文》对此有描述，唐朝政府对于民间的贸易往来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规定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于是内地的绢、茶、粮食以及生产生活用具，源源不断地销往边疆，边疆地区的畜牧产品、手工艺品则销往内地。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政府鼓励北方各族人民与中原内地互市，以交换有无。
清朝统治者对内地和边疆的民间往来也很重视。清廷规定互市要领取理藩院发给的院票，或地方衙门发给的路引，没有凭据不得私相来往等。尽管如此，内地商人前往蒙古地区贸易仍然有增无减。晚清时期，全聚德、富盛永、大盛魁等商号在蒙古地区的设立，反映了内地与边疆地区民间交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