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中国艺术报记者马李文博 摄
内地电影观众
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力量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中国艺术报记者 马李文博
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颗明珠，在这个受多元历史文化影响的地方，电影始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随着内地电影市场迅猛发展，许多香港电影主创人员来到内地工作，但香港本地却出现人才断层，甚至一度出现过全年制作影片仅十余部的局面。如今香港电影有了复苏之势，但一些内地香港合拍片却难以在内地与香港同时收获好评，这种情形会否改变？香港电影重现生机的基因密码是什么？应如何看待香港电影的现状与发展方向？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艺术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记者：您怎么看香港“本土电影”这个概念，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市场策略？
马逢国：“本土电影”从字面上来说是在香港制作，题材是关于香港的，由香港的主创人员来策划的电影。但其实任何时候香港电影都是多元化的。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里面应该包含很多不同的内容，有各种各样的题材，有科幻有写实有言情，没有一种固定的本土电影概念。而香港作为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出产的电影有很强的特色。我认为香港电影逐渐会发展成为中国电影中很有地方特色的一种类型电影，所以应该是这样来理解香港电影。不应该把“本土电影”这个概念类型化。
而很有地方特色的意思是，电影体现了香港人思维的方法和讲故事的方法。你可以讲一个历史故事，也可以讲一个科幻题材，但是它是来自香港的独特的观察。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个题材就有不同的演绎方式，并且这个观点和角度是可以给别人分享的，哪里的观众都应该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说故事的方法是一个主要的区别。就好像我们以前有岭南文化、岭南画派，采纳国画的基本功，也融入西方的一些画风、画法、色彩，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这就很好。不是说题材就只能拍香港人的生活或者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我觉得过分强调这些反而是限制自身的发展。对香港电影来说，本身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活动，你可能拍一个小题材，但是如果你过分强调某个概念，局限于香港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亏损风险的。一部电影不可能靠单一市场回收成本。
记者：香港文化市场的特点是什么？香港的观众有什么特点？
马逢国：香港的文化市场适应性很强，变化很快，探索能力很强，它会很快就摸到一个新的空间，找到新的定位，所以新的潮流很快就会起来。香港观众反应也很敏捷，所以不会有既定的喜欢或不喜欢的类型。
记者：这说明观众最终还是会追随创意？
马逢国：观众不断在变，创作也要不断创新。要创新的时候，第一不要走得太前了，第二也不能落后于观众，必须要紧贴市场。观众的脉搏转变得很快，现在是数字化社会，必须要很紧密地观测掌握市场的脉搏。
不只是创作会不断创新，还有宣发的布置部署也会随时变化。就拿《流浪地球》来说，它本来不打算在香港上映，后来内地票房好，香港有很多观众说想看这个片子，倒逼了香港院线发行人跑去找影片制片人，说服了他们，把片子弄到香港来放，我相信票房也会好。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什么行什么不行的规律，片子本身以及推销的方法策略互为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就有创新的特点，你可能创新发行的形式、创新放映的方法、创新宣传的手段，同样的产品也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记者：您怎么看《流浪地球》的成功？
马逢国：这样的电影需要很大的投入，说明我们在制作上调动资金和资源的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我们才可以应用很多最新的电影制作技巧和技术，这也是它能成功的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记者：有些内地香港合拍片在香港上映之后为什么水土不服？包括一些原本很受香港观众欢迎的电影导演的作品。香港观众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风格改变得比较多？
马逢国：合拍片完全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类型创作。主要看电影制作人想锁定哪个市场为目标，想满足哪个市场的观众。如果你投资的电影是瞄准了近14亿人的市场，就不可能把内容过度集中去瞄准锁定一个700万人的市场。制作人在实际的操作上会倾向于掌握某一个市场来做最重要的票房基础，所以必然有优先次序。哪怕是在内地，由于文化背景等因素，南方市场可能跟北方市场的取向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另外，影片拍摄出来以后，宣传推广营销没有针对香港的观众来重新制定再包装再推广的策略，可能导致一些影片票房不太理想，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记者：由于内地电影人才不断进步，可能不像之前能提供那么多工作的机会，香港新电影人想在内地市场成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马逢国：新导演会有一个倾向，就是针对比较熟悉、好掌握的香港市场来进行创作，但是这样就不可能获得很大的投资了。
上世纪90年代内地市场还不很成熟的时候，香港电影作为一种很新的类型、市场化的作品，比较容易掌握内地的观众。但是内地的观众、内地的市场成长得很快，所以慢慢也形成了自己市场的一种氛围、一种倾向，内地观众的需求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力量。所以今天的香港电影人若想两边都能够兼顾，起码要多到内地看看，找到那些能掌握市场的创作人员。
记者：有一些内地电影追求“港味”，重新包装一些以前港片的元素，包括一些俗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马逢国：我希望电影能够对社会发挥一些正面的影响，对我们社会的价值观都能够有所提升，这是作为电影人的社会责任。有些人模仿以前香港成功的经验，也是希望降低风险、降低成本。
我觉得电影用什么元素不重要，虽然从投资的角度会投一个目标的观众群，关键是创作者是否追求让最多的观众都能够产生共鸣，不管是谁看了都觉得有收获，自然会影响更多人来看。所以也不一定是大片才能卖座，小片如果能感动人也可以是一部市场很成功的作品。通俗不代表没有内涵，所以也不应该把它过分地归类。
记者：此前无论从数量还是票房来看，内地香港合拍片在合拍片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2016年全年票房前十的电影中，其中5部出自香港导演之手，但未来和国外合拍的电影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
马逢国：现在内地市场越来越发达，所以不管是哪里的制作人，都会通过合拍或者到中国来拍电影，希望能掌握好这个市场。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投资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自然吸引一些外面的投资，不同地方的电影人都想染指这个市场，所以他们来寻求合作，来分摊制作电影的风险，分享市场的红利。中国电影成熟以后，应该是跟方方面面都可以进行合作的。指向内地市场的制作投资越来越大，得到市场的反应越来越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不过最重要的是，如果想掌握好中国的市场，就必须要掌握中国观众的口味，采纳中国观众的价值观。
记者：您曾经监制《秋菊打官司》，这些年国际上看待中国电影有什么变化，您对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有什么建议？
马逢国：以前外国观众在中国电影里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很有趣的生活方式就满足了。但现在他们也想深入一点了解中国人怎么想，思想生活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有关中国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那么成功。但是我们的电影人对于要说好这个故事，我认为还没做到位。我觉得通过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应该雇佣一些外国的主创人员来帮我们拍好中国的题材，因为他们掌握说故事给外国人听的手法。中国电影想打开海外市场，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些人为的障碍，比如说外国的电影院网络有一种垄断性，特别是文化市场，要进去还得要费点心思。
记者：您觉得当下香港电影业发展的契机是什么？
马逢国：我觉得现在香港年轻人还是充满创意的，他们有创新的动力。由于前一个阶段的香港电影不景气，所以在香港制作电影成本比内地低得多，它可以承担的风险更大，因此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类型，我期待新的创意可以发挥出来。香港电影发展局也有一系列举措扶持年轻电影人拍摄并推介他们的作品。所以情况都是互为影响的，新的创意尝试成功，有了信心之后又敢冒更大的风险了，到内地来尝试，或者内地的投资者、制作人看到这些人有条件、有创意，价格也不高，可能又促成他们新一轮的合作。根据最近我们掌握的数字，同一时间在香港开拍的电影，在过去十年来说是创记录的多，同时拍摄的影片有好几十部，但都是中小型的制作，前一阵同一时间可能十部都不到，说明情况在变化。
香港电影曾经快、新、劲，熟悉国际规则，在世界上能跑得很远，但随着资讯的发达，目前内地和香港唯一有差距的就是讲故事的方法，这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内地电影人还不能让外国观众很容易地接受他们的电影，香港的主创香港有作为电影项目投融资市场的优势。对于如何更规范地投资电影，香港可能具备的条件比内地更好一点，它成熟的市场运作可以把市场的资金调集到电影行业。电影毕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市场的资金不一定很容易投放到这里，因为市场资金不懂得行业的风险，但香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比较熟悉市场资金运作，也有一定的电影制作经验，还有信用程度也相对完善，所以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把市场的资金跟主创的团队结合起来。
记者：电影行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格局下的发展前景如何？
马逢国：第一是制作条件提升。在大湾区如果能发展出起到支撑制作作用的影视基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香港本身空间有限，基本上没有好的制作基地。另外就是大湾区有足够多的景点可以拍摄外景，而且一小时的生活圈，人可以在香港居住，然后跑去拍外景。第二个是市场的扩大。由于大湾区跟香港的语言沟通比较方便，那种小片子就不再只是瞄准700万人的市场了，粤语片市场如果能开放，可以照顾到五六千万人的市场，对电影投资来说就可以冒更大的风险、有更好的考量。第三个就是人才的培养，编导演都可以流通互补了，甚至后期制作人员都可以调动来进行优势互补。
记者：您觉得目前内地电影市场有什么特点？
马逢国：我觉得内地市场目前没有很精细的分类，电影院都是放类型化的电影。在外国比较成熟的市场，有各种类型的电影院线，比如外国大学本身是一个很成熟的放映系统，你在那里可以看一些探索性很强的电影。但是我认为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市场，完全有条件开拓精细风格的空间，一些不同类型的片子都能找到好的归属。
另外目前观众是很被动地接受，只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段来对电影作出反应，就是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并且一被动员、片方一炒作，观众往往马上就去电影院了。外国成熟的观众对电影形成了一种依赖，就会形成一种声音，例如我想看什么片子，我希望拍什么片子。所以我觉得内地在电影评论层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对制片人来说，不要单纯靠传统的方法来推销电影，更要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更好地进行引导，当然也需要政府来引导观众。
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