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仅有嘻哈, 还有……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还OK

我觉得很普通

我觉得有失公正

最近在看中国有嘻哈的小伙伴们

一定很懂这个梗！

坊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段子：

有一天，张震岳录完《中国有嘻哈》要赶去长沙录《快乐大本营》，可是航班的头等舱都卖完了。此时，买经济舱的话让人认出会带来不便；行李太多坐高铁也很麻烦；直接开车则非常劳累，你觉得阿岳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

张震岳：“我觉得步行”

第一季的《中国有嘻哈》

火得防不胜防，这把火还蔓延到了台湾

台湾人的夸张语气

连恶搞都变得很自然

MCHOTDOG熱狗：我觉得OK

張震嶽：我觉得不行。

Mr_凡先生：你有freestyle吗？一跟三，二跟四，懂吗？

Tydot：MMP

我觉得看多了这些嘻哈逗比们的视频，你的情绪多少会有点失控。台湾人在YouTube上全方位的展示嘻哈天赋，掀起了一个全新的嘻哈“时代”。遥想当年，台湾的民歌运动也是一时无两。

作为“台湾民歌运动三君子”（李双泽、杨弦、胡德夫）之一，1976年，李双泽喊出“唱我们自己的歌”，但他没留下太多声音，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李双泽是“民歌运动”之父，却没能亲眼见证那个黄金时代。胡德夫、杨弦、苏来、巴奈、李建复、侯德健等民歌手曾站在时代中心，李双泽更像是他们站立的肩膀。

在许多优秀的“民歌手”（杨弦《民歌手》）中，胡德夫算是最特别的吧。

胡德夫（Ara Kimbo）

《美丽岛》是李双泽留下的歌曲中传唱度最广的一首，很可惜没有李双泽亲自演唱的版本。这首歌被迫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它的名字有特殊的政治含义（美丽岛事件），为此这首歌遭到当局查禁。

抛开这些，《美丽岛》真的只是一首干干净净的民谣：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胡德夫这样评价《美丽岛》：“李双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写下这一首纯纯粹粹一个年轻人颂赞大地母亲的歌。” 胡德夫走出山谷到城市，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就是乡土的象征。

现场演唱时，胡德夫一般会加上“我们的名字叫做美丽，在汪洋中最瑰丽的珍珠，Formosa，美丽Formosa”，这大概是他对李双泽的敬重吧。

然而胡德夫起初并不是歌唱乡土的民歌手。这其中的变化，可以说是李双泽给他的启迪。

胡德夫是台湾卑南族人，他也曾像大多数台湾青年一样，抱着吉他唱着美国民谣、摇滚乐。很碰巧，在酒吧驻唱的胡德夫遇到了李双泽。李双泽鼓励他，告诉他他能写歌，让他回忆起山谷中的香蕉、水牛、雏鹰和曾腰胯弯刀在牛背上称王的卑南族少年。

中间为年幼时的胡德夫

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背后是大时代背景。70年代，台湾外交失利，日美文化大量输入，这时民族主义自然地兴起。但很庆幸“民歌运动”没有演变成狭隘的排外排他运动，民谣歌曲加入了吉他与钢琴等乐器，借鉴西洋曲式，也不狭隘地与大陆分你我，那真是个黄金时代。

早期的台湾校园民谣，有很多谈的是风花雪月、锦绣江山。70年代末，侯德健、罗大佑、李泰祥把个人思考与人文关怀加入歌曲，民歌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民谣正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意义所在。

彼时，大量“外省人”怀着反攻大陆的情绪随国民党来到台湾。1975年，蒋公去世；1977年中美建交，随后美国与台湾断交。陷入迷茫的人们开始思考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思考未来在何方。身份认同和民族矛盾的话题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

台湾人与曾经的日本人有相似的处境。同在岛屿远离大陆，无根之惑、疏离感、身份认同与民族矛盾在台湾外省人心中挥之不去。

台湾作家白先勇描述过外省人的处境：“在外国，我们是中国人；在大陆，我们是台湾人；在台湾，我们是外省人。’” 白先勇已是第二代外省人，这种疏离感让他一直融入不了周遭环境。

半生缘中曼桢说，一个人老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可以拿来说一说的，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就是这样，齐先生作为一个国民党人的子女，看尽了那个战乱年代的荣辱兴衰，之后来台湾执教、学习而逐步推动文化进步，写下了自传《巨流河》，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了。

“亚细亚的孤儿风中哭泣，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则在更大的背景下诉说对宝岛未来的迷茫。

川端康成也曾表达过身在岛屿的漂泊之感，当然他谈的并非个人情感而是民族个性。

还有由侯德健词曲、李健演唱的《龙的传人》、李双泽的《少年中国》、杨弦的《乡愁四韵》都是这一题材中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侯德健，他痛恨台湾当局的腐败，“叛逃”大陆。于是《龙的传人》在台湾成为了禁歌，而这首作品却一直是内地歌迷非常喜欢的歌曲。有意思的是，1989年，政治上漂浮不定的侯德健又“叛逃”回台湾，虽然当局不准侯本人进入娱乐圈，但这首歌曲也重新开始传唱了。

在时代转折点上，一众青年拿起笔、抱起吉他，或歌颂美丽宝岛，或重振乡土文化，或吐露忧思，或劝思省己。

民歌运动时代，不是文艺的狂飙突进，不是一个皆大欢喜、欢声笑语的年代，只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短暂一瞬。曾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少数依然活跃；有的退场，有的一定会被时代遗忘，个中原因不好再说。

1982年，罗大佑的专辑《之乎者也》发行，这标志着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终结。《皇后大道东》、《之乎者也》、《亚细亚的孤儿》等歌，有些颇为隐晦的意思，当我听懂的时候，才发现罗大佑先锋的一面。

其实，相对于内地歌曲的审查，台湾的歌曲审查制度更严。自从国民党进入台湾以来，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传播文化的歌曲里面。台湾多年的戒严，使得很多歌曲都不能顺利发行。目前台湾出版的每张唱片中的每首歌曲后都有“局版台音字第XX号”的审查号，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歌曲的审查程度之严格。内地歌迷熟悉的很多歌曲在台湾，都一度被禁被封被查。

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就对审查大为不满，原本新加坡出版的歌词“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在台湾最后变成了“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台湾版本也变成了模糊的“这里不是我的家”。

齐豫的经典歌曲《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个“远方”会被联想到“大陆”，禁。著名的民谣歌曲《少年中国》是胡德夫的作品，当年也被禁，原因也是出在歌词上：“我们隔着遥远的山河，去眺望祖国的土地。”台湾著名的民谣《抓泥鳅》里，歌词一句：“小毛的哥哥也在抓泥鳅，大哥哥好不好我们一起抓泥鳅。”小毛据说可能被联想到“毛泽东”，于是，最后被迫改“小毛”成“小牛”了。陈升的《北京一夜》也是同样命运，“北京”太敏感，禁唱。

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流行音乐曲风一改，之后就是另一个台湾流行音乐时代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