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张国荣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担任导演的电影，叫《烟飞烟灭》。
说是电影，其实是和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合作，拍的一个戒烟宣传公益片。男女主角分别由张国荣本人与梅艳芳担纲，电影里他们吸烟的嗜好加速了儿子血癌的病发。那时谁也没想到，命运在现实中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过三年光景。
而这部 36 分钟的短片里，还有两个年轻人完成了他们的银幕首秀，那就是 24 岁的王力宏与 20 岁的陈冠希。
在《烟飞烟灭》中，陈冠希本色出镜，饰演一位刚出道的艺人。而梅艳芳饰演的经纪人在片中对他说的话，日后看来竟成了巨大的隐喻：
“艺人的形象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乱来，没有什么负面新闻的话，你一定行的……不过我留意到你说话，五句有三句是英文，香港这个市场环境里，一个‘半唐番’（half-Chinese）很难当天王巨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一脸青涩的陈冠希连忙点头：“我明白，我明白。”
王力宏和陈冠希都是在北美出生长大的富家子弟，成长道路却大相径庭。王力宏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从 6 岁开始每天练习六小时小提琴，19 岁回台湾探亲被星探发现的时候，正在美国顶级贵族精英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念书。
毕竟王力宏是辛亥革命功臣、民国海军将领许凤藻之后，喊历史学家许倬云“舅公”，父母则分别是台大和政大毕业的高材生。通晓音律、就读名校，都不过是一个 Old Money 的基本教养。
而陈冠希父亲陈泽民虽然也有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 New Money，在香港商界和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江湖敬称“九哥”。和他离婚后妻子带着三个儿女定居温哥华，陈泽民就在香港继续逍遥快活，还和不少男明星传出过同性恋绯闻。
幼年陈冠希对于父亲知之甚少，第一次产生印象是在香港的一家饭店里。那次妈妈带他回香港，让他管桌子对面的这个男人叫“爸爸”。
小陈冠希在温哥华能接触到的人不多，除了同龄的伙伴之外，只有妈妈和两个姐姐。生命中男性楷模的缺乏，加上天生对于父爱的渴望，让陈冠希立刻明白了这个男人，就是别的小伙伴有而自己没有的“Dad”。他没有怕生，毫不设防地喊出了“爸爸”。
回到温哥华，陈冠希已经记不清父亲的样子，只记得那种感觉。他天天缠着妈妈要去找自己的“Dad”，妈妈不同意他就哭，然后妈妈也跟着哭。陈冠希又去怂恿姐姐，让她们带自己去，姐姐们对他也只能不断摇头摆手，说着“no way, no way”。
终于有一次，妈妈对他说：“你自己做决定。”
妈妈带着 9 岁的陈冠希又一次飞到了香港，把他交给了陈泽民。当时赤鱲角的新机场还没开始建，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陈冠希第一次认真审视香港这个城市，在他的心里，这有他的爸爸，这会是他的新家。
后来对 GQ 记者回忆这段经历时，陈冠希将手臂抬高，劈开空气：“我之前没有看过那个画面，我整个生命也没有过那个感觉。你是飞进这个城市，而不是在城市上空飞。机场就在城市中间，你的飞机掠过高楼，插进城市中心，好象直接坠落一样。”
作为世界上最独特的机场之一，启德机场坐落在九龙城腹地，周围高耸的是破败的城寨。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时，乘客甚至能从机窗看到别人家的客厅；而在居于航道之下的九龙城居民中，更流行过一个说法，说是只要在大厦高层拿着晾衫竹便可以把飞机扫下来。
来自北美的陈冠希，就像这驾象征着现代化的大型客机，直冲冲扎进了香港最市井的这块土壤。
父亲热切地接纳了陈冠希，但他宝贵的时间得拿去“做生意”而不是陪伴陈冠希，只是给他很多钱，又安排自己的司机“龙哥”照顾他。
一开始陈冠希还认真读书，每门课都能拿 A，数学更是班上顶好的。但很快到了青春期，他开始看黑帮片，听 hip-hop 音乐，13 岁就到 7-11 买果味烈酒，天天 party 到凌晨四点回家。父亲呢？他在北京出差，在新加坡谈业务，根本没空管他。
香港并没有让陈冠希得到父爱和家的感觉，只给了他过度的、无法把控的自由。
16 岁，陈冠希第一次上了杂志。他在国际学校里是老大，谢霆锋一帮人都跟在他屁股后面。陈冠希进校前把香烟存在龙哥那里，放学就带一帮小弟去抽。狗仔队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那时谢霆锋还只是“谢贤之子”，陈冠希更是没人认识，新闻的标题是：
“豪门司机教唆未成年人吸烟 谢贤之子霆锋难逃焦油诱惑”
后来对《人物》记者回忆这件事时，这位“教唆未成年人吸烟”的“豪门司机”龙哥一脸无辜：“我哪有烟啊，我抽烟都是跟他们学的。他爸爸不抽烟，他爸爸请我之前，我就不抽烟。”
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国际学校的“少年黑帮”解体了：“老大”陈冠希和学校撕破了脸，辍了学；谢贤投资房地产失利欠了 800 万外债，只好向老朋友英皇的杨受成借钱偿还，为了还这个人情，也为了提前给儿子找到一条出路，16 岁的谢霆锋签约英皇当上了艺人。
陈泽民也想过让陈冠希进军娱乐圈。他本可以让这个儿子和他一同在商界打拼，但他清楚陈冠希本质不坏又没什么城府，只是性情急躁，喜欢装凶斗勇，真到了生意场上会吃大亏；自己手头那么多演艺行业的资源不用白不用，不如让陈冠希去唱唱歌演演戏。
其实陈冠希早就见过不少明星，父亲曾经把他介绍给张国荣、梅艳芳认识。他还常常对媒体回忆这么一个故事：15 岁一天他在外面玩累了回家，正好黎明在那和他爸爸吃饭。陈冠希穿着一条“很 hip-hop” 的裤子，经过饭厅也没和人打招呼，倒是黎明半开玩笑地喊住了他：
“哎——！你的裤子好像屎拉在裤裆里啊！”
但那时的陈冠希瞧不上这个父亲，更瞧不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做的那些事：陈冠希喜欢的是美国嘻哈那一套东西，连在美国大行其道的 hip-hop 着装风格都认不出来的香港演艺圈，有什么好混的？无非是些虚伪的商人和浮华的明星们沆瀣一气。
在香港过了七年，陈冠希并没有在这里找到任何他想要的。带着对人生新的困惑与失望，在又一次和父亲发生冲突后，他到机场搭上最近的一次航班，飞回了温哥华。
离开香港的时候，陪在陈冠希身边的是他在国际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中就有后来和他一起开 CLOT 的潘世亨和钟俊健。几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他们不羁少年时代的终结，陈冠希当时还开玩笑说，他会在加拿大好好读书，以后和兄弟们一起开公司。
好好读书是不可能的，陈冠希本就生性好动，多年不受约束的生活更是让他失去了静下心的能力。但好在，加拿大严格的管控下他接触不到烟酒，而且母亲也不会任由他游手好闲，即使不想上学也得去球鞋店和漫画店打工挣钱。
转眼三年过去了。那年暑假陈冠希回了趟香港，结果接到了星探的邀约，去纽约给花旗银行拍一个广告。
那时陈冠希已经不再那么轻狂任性，觉得演艺界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征求了妈妈的意见，母亲也认为这是他为数不多能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了。19 岁的陈冠希接下了那条广告，然后，就是爆红。
当陈冠希从纽约回香港时，潘世亨去接机，惊讶地发现竟然有手持专业相机的狗仔偷拍陈冠希。他这才明白，自己的同学成了明星。
很快陈冠希就在湾仔的君悦酒店签下了第一份正式电影合约。当时他还腼腆得不行，电影宣发人员在花园里为他拍照，他一言不发，别人让他怎么摆造型他就怎么摆。
这时他还只是将进入演艺圈视为自己在青春期的迷茫中找到的一条明路；但很快，巨大的成功让陈冠希回到了那种鲜衣怒马的状态。
媒体人查小欣记得，2000 年年末英皇办新年酒会，离签下最初的那份合约不到一年，还是在湾仔君悦酒店。所有人都身着正装，只有陈冠希双手插兜姗姗来迟，穿着一身粉蓝色的风衣到场。在场的少女们一边惊呼“好靓仔呀”一边要求合影，他已经变得大大方方，来者不拒。
随之而来的，还有身边走马灯似快速更换的女友。刚入行那年他就常常被媒体拍到中午还在和 Maggie Q 约会吃饭，“撬吴彦祖墙角”，晚上就和萧亚轩同游兰桂坊，“结伴夜蒲”。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写过：“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年届三十才显山露水的人，对于意志和命运之间的比例，会有一套均衡的概念。”
其实并非一定要“年届三十”才能学会这种平衡。19 岁的王力宏已经凭借自身能力和家学渊源，为成功做好了知识、能力、心态上的大量储备；19 岁的谢霆锋加入了娱乐业这个行当，扮演着“坏男孩”享受着外人的偶像崇拜，但他出道是为了帮家里还债，责任先行，知道分寸，何况 02 年的“顶包案”早早给他敲响了警钟。
但 19 岁的陈冠希不同。他加入娱乐圈没有太多外力驱动，没有为此做过什么准备，他的一夜成名甚至找不到原因。这很像菲茨杰拉德写的那种状态，容易将得到的一切归功于命运，进而视为理所当然。
谢霆锋“顶包案”的那一年，陈冠希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在电影《愿望树》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对自己的电影合约被卖掉怎么看，陈冠希愣了一下：你黐咗线？（你脑子短路了？）经纪人连忙扒到他耳边小声说：“还没跟你讲，我们昨天把你的合约卖给了寰亚的林老板。”
发布会一结束，陈冠希就冲到了英皇：“你们把我卖了两千万，我一分钱也拿不到，你们把我当猴子耍啊！”英皇高层双手一摊：“你也知道，香港做生意就是这样的，现在公司财务有问题，大家都不容易……”
“FUCK U！FUCK U！你觉得是这样，在我的生命里就一定不是这样！”
后来他无数次对媒体说过这件事。这可能是第一次，陈冠希发现，他身上的西式思维、他流着的“hip-hop 血液”和背后的文化属性，跟香港的娱乐环境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冲突。
感到被公司欺骗之后，陈冠希谁也没打招呼，跑到东京躲了三个月。在那里他遇见了潮流教父藤原浩，心里一直有的那个想法渐渐膨胀：
“香港娱乐业很落后，带着中国人特有的虚伪与压抑……而我也许就是改变这一切的人。”
茨维格写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时说过，“那时她还太年轻以至于意识不到，生命中的一切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陈冠希那时同样还太年轻以至于意识不到，他做这种判断的底气，还是来自于香港人对他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日后也会让他付出代价。
回到香港后，陈冠希的唱片约还在英皇，闹过这么大一出，英皇当然不愿意在音乐上用力捧他。但他表演的天赋已经展露出来，加上张国荣、刘伟强等前辈的赏识提携，陈冠希的影响力只见大不见小。
而且整个演艺行业好像也了解了这个小“半唐番”的火爆脾气，给了他更多宽容。2003 年在劲歌金曲的后台，余文乐有意无意地撞到了陈冠希的肩。当时余文乐正在追求阿娇，陈冠希将这个动作视为挑衅，扭头就给余文乐一拳。
在讲究一团和气、“狮子山下”精神的香港娱乐圈，当着媒体直接大打出手的情形少之又少，怎么说也应当是陈冠希先低头道个歉。结果呢？同年 10 月《无间道 2》的庆功宴上，只见余文乐在导演刘伟强的劝导下，主动找陈冠希打招呼、拥抱，在镜头前上演“世纪大和解”。
到了 2005 年两人又在《头文字 D》里合作，有个记者在发布会上问余文乐，为什么官方主推的那张宣传海报里是陈冠希和周杰伦站在一起，而不是你？余文乐冷冷地苦笑一下：
“因为他比较红，我不够大牌咯。”
自创潮流品牌 CLOT 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陈冠希的信念。他能让第一家店在铜锣湾开业那天，整个圈子里的半数明星都到了场；他能让全旺角的“MK 仔”“MK 妹”都希望自己衣柜里有一件陈冠希设计的衣服；他也能让 Kanye West 穿着 CLOT 的衣服和自己一起接受采访，使香港的街头时尚融入国际流行文化场景。
在陈冠希看来，他就是那个天选之子，是这个“皮囊光鲜、内里保守”的香港，在潮流时尚、文化娱乐上的拯救者。
如果一直留在温哥华，陈冠希或许能成为北美 hip-hop、潮流社群中为数不多的黄种人，或许能像其他勤奋的华裔孩子努把力当上个 IT 工程师或医生，又或许能慢慢接受平凡，像他 18 岁时那样在漫画店和球鞋店里当一辈子店员。
但香港给了他一切：名、利、性、爱，更重要的，是成就感。
《三联生活周刊》记过这么件事：那时陈冠希住在加多利山顶的一套房子。有一次朋友杨龙澄去找他，两人聊到兴头上，陈冠希突然站了起来，对着山下香港的万家灯火喊道：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地方，除非他们逼我走。”
接下来的故事就到了 2007 年，某天陈冠希把自己坏掉的电脑交给了龙哥，让他拿去维修。
媒体报道说那些照片大多拍摄于 2003 - 2006 年。
那是陈冠希和香港的蜜月期。度过了刚回香港发展时的不适期，他开始适应这座城市的节奏，香港人也开始理解这个 ABC 的性格和想法。虽然和英皇的关系还是紧张，但《无间道 2》《狗咬狗》等电影让他证明了自己在表演上的潜力。
黄秋生把他认作干儿子，在“上契仪式”里，用手按着他的头说“以后要乖乖的”。陈冠希也心甘情愿遵循着跪地斟茶这套中国传统，“要跟契爷（干爹）学演技和做人”。
SARS 席卷的 2003 年，对香港人来说是痛心的年份。04 年陈冠希和陈奂仁、MC 仁一起出了首《香港地》，开头就是他的独白，“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管事情有多困难、环境有多乱，你都还是我家。之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将来不是。
艳照门闹大之后，媒体找不到陈冠希就去问他在圈内的那些“朋友”，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杨龙澄犹豫了几天，还是给陈冠希拨了个电话，没想到一打就打通了：“不是说你躲起来了吗？”“根本没人找我！这帮 motherfuckers，只想和我撇清关系。”“好吧，那你现在怎么样？”
陈冠希犹豫了一会：“……As good as I can. ”
能好到哪里去呢？
刚出事的时候他收到了匿名寄来的子弹，还收到了死亡威胁电话，害怕地飞回了温哥华。那时他有过自我怀疑，但思来想去，确定了自己即使有错，也只是错在“触犯了这个保守社会中的一些禁忌”。
但等到回香港开新闻发布会，在机场看到乌泱泱的人群和 200 名保卫警员奔他而来，在报纸上亲眼看到称他为“香港淫魔”的大字标题时，他才意识到说谁对谁错是容易的，可他享受过的接纳、爱戴，甚至仅仅一个舞台，都再也回不来了。
2011 年 Wu-Tang Clan 的 RZA 给陈冠希在自己的电影《铁拳》里安排了一个角色，片子要在中国取景，需要官方的许可证才能拍摄。在审批会议上，官员们只问了 RZA 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片子里要有陈冠希，把这个角色删了行不行？
RZA 被搞懵了，打电话问陈冠希：“Yo, man, did you kill someone in China? ”
2012 年，他专程回香港跑慈善马拉松，费力跑进 4 小时，结果主办方因为芯片问题取消了他的成绩，媒体也不愿意去报道。
陈冠希这样的 ABC、“半唐番”在香港也被叫做“竹升仔”，意思是外黄里白：外表是东方长相，思想是西方的。而香港这个地方正好相反。很多内地人看香港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地方，但在文化和价值上，这个地方可能比内地很多地方都要更“中国”。
艳照门这样的事件，在陈冠希熟识的美国 hip-hop 圈可能不算什么，但对陈冠希和国内包括香港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毁灭性的。
时至今日，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把艳照门视为发生在陈冠希身上的一场无妄之灾。媒体在重述这段故事时，会对几位当事人表露出或多或少的同情，会说“那件事像一只巨大的楔子插进陈冠希的人生，将他的故事劈为两半。”
可陈冠希不这么想：“这个事件本身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也会有更糟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陈冠希而言，他的故事从来都是一块完整的拼图。28 岁的他已经习惯站在暴风眼的中心，让自己沉溺于危险而不自知的状态；他上升得太高、太快，命运迟早会来索求代价——从巅峰突然坠落并非造化对他的一次捉弄，而是人生原本的轨迹。
这个轨迹的起点，源自他成长于并且更认可西方的价值体系，但赋予他真正意义上的名、利甚至爱的，是东方。
在他的人生故事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东方”是如何在给予他无数的同时，反过来击破他内心的平稳，让他堕入一个危险、失衡的境地；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西方”让他得以休息，给他一个足够的缓冲区，但这种缓冲似乎又注定会转化为他面对东方时更大的力量，或者戾气。
这个与身份认同有关的问题，其实也是他与父亲（香港）母亲（温哥华）的关系。他从西方的文化体系，以及他与母亲的关系中，得到安抚与滋养；但他又渴望在东方，在他的父亲面前证明自己。正是这种两者的错位和无止境的争斗，铸造了每一个时刻的陈冠希。
艳照门之后的陈冠希，应该想过在这两端之间做一个彻底的选择。在 2015 年 VICE 的纪录片《触手可及》中，展现了一个来到洛杉矶、在西方语境中如鱼得水的陈冠希。他甚至在洛杉矶给自己的腿上做了一个延伸到脚底的树根形状纹身，“来提醒我 LA 是我的新家”。
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对回到中国这件事的尝试。
他到国内搞他的行为艺术，他抓住娄烨给他的机会演了一部后来镜头被剪光的电影，甚至 17 年他受邀去纽约大学做分享，主题讲的是也“中国制造不等于质量低劣”。
而每当他和国内发生关系的时候，总是争议比成绩更多：在虹桥机场因指责一名中年乘客插队而被对方揪着衣领；对着狗仔学了狗叫，向摄影机喃喃自语“我是烂人”；和孙笑川的狗粉丝约架被放鸽子；在日本对跟拍的斗鱼主播大骂出口，主播还声称陈冠希从后面踢了他一脚。
依然性格火爆的陈冠希，今年 39 岁了。
他在 9 岁那年得到了一个使他感到情感缺失的父亲，在 19 岁那年得到日后会反噬他的对异性的吸引力，在 29 岁那年得到他人无数恶意与窥私的目光。
前几年陈冠希在大陆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有了大规模公开表演的平台，也发了新专辑《一只猴子》。他喜欢将自己比喻成孙悟空：在香港娱乐圈的那段时间是被圈养着的弼马温，艳照门是大闹天宫，退出香港娱乐圈、被大陆半封杀是压在了五指山下。
知乎上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总有悟空情结？用户“陈明珹”的回答是：纵然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悲剧色彩却也总是他逃不开的符号。各种放弃各种挣扎，最后总是逃不过宿命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