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果把电影比作酒，《我不是药神》就是一瓶后劲十足的药酒。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故事架构能力、演员的表现力和对观众情绪节奏的掌控力，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折射出了小人物的生存现状，而是它引发的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电影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故事情节，因为故事是有套路的，不信你可以去看看《千面英雄》这本书，同样的故事结构几乎可以用在所有的好莱坞商业冒险大片中，对于这部电影其实也不例外。
而一部好电影最重要的，是让观者对另一种人生感同身受，在同理心的驱使下去关注你可能从来不会关注的话题，去思考和探讨你可能从来就忽略的视角和立场，乃至修正你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
《药神》最宝贵的，就是引发了每一个观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对于看过电影的小伙伴，下面这段可以跳过：
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主人公程勇原来是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生活陷入困境：父亲重病需要手术、前妻要带走唯一的儿子、因欠缴房租店面被锁......总之都是缺钱惹的祸。
阴差阳错，它通过自己的渠道走私并卖起治疗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与国内卖4万一瓶的正版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疗效几乎相同的仿制药出厂价却只要500元。
这既让它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无形中拯救了无数因病致贫的家庭。
因为害怕坐牢，在假药贩子的威胁下，他做了一个普通人都会做的选择：明哲保身、转让渠道、转行做起了合法生意。
然而，由于假药贩子的背信弃义，无数病人再次陷入绝望，其中就有他曾经的同伴，由于不愿忍受病痛折磨、不愿连累家人，慨然赴死。
这一次他不再选择沉默，作为一个小人物，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成长：重操旧业，但坚持用原价供货，不赚一分钱。
一方面，“假药”的出现再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随时都有被抓坐牢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的仿制药企业也面临国际的专利诉讼，导致药厂被关，原来的渠道只能从零售渠道购买药品，药价从500元涨到了2000元。
而程勇也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成长：他决定仍然按照500元的价格卖给病友，亏损的钱由他个人贴补。
他说：就算我还他们的。
最后，程勇被捕伏法，我只记得两句话，一句是被警车带走的时候跟他的小舅子说的：“告诉我儿子，他爸爸不是坏人。”另一句是在法庭上说的：“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
02
生命和知识产权，到底哪一个更值得被尊重和保护？
这大概是关于这部电影讨论的最为激烈的话题。
不了解医药行业逻辑的观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药企无良、政府失职。
毕竟在我们简单的价值观体系中，人命是最重要的，命都没了，还想着赚钱。
然而现实却是，制药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研发几十种新药，成功的也就几种，如果不能收回成本，以后还有哪家公司敢研制新药呢？
事实更加残酷，如果不卖贵，药企可能都无法延续下去。
换句话说，现在的人命和整个人类的未来，哪个更重要呢？
正如片尾的控方律师所言：是药物研发工作者救了白血病人，而不是程勇。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药企的逻辑是自恰的，天价药能够保证更多的研发投入，也才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虽然药企我们无法苛责，但政府却是责无旁贷的。
WTO规则中，发展中国家可在发生公共卫生健康危机时，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生产、销售和使用专利药品，这就是著名的“强制许可制度”。
这也正是为什么印度跟中国一样加入了WTO，却满大街的销售低价的仿制药，遗憾的是，这个强制许可制度，中国一次都没有用过。
原因其实简单而直接：一是和国际药企巨头的诉讼压力相比，民众的声音其实是小的多的，我们的官员自然也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法大于情；二是仿制药没有经过临床研究，对于药监局的领导来说，来自民众的压力是很间接甚至是抽象的，与其引进万一出了问题要为此负责并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如不了了之。
违法有人管，但买不起药的问题，却没人管。
——国务院医改组成员李玲
另一个真相则更加令人唏嘘：在现实中，原版诺华格列卫在内地售价高达2.35万，但在香港的售价却是1.7万，美国1.36万，韩国更是不足1万。影片结尾的字幕显示，该事件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是将其纳入医保范围；二是大幅度降低药品关税，从今年5月1日开始，抗癌药实现了零关税。然而实际上，关税在抗癌药的价格中占比不超过4%，真正大头的增值税是17%，天价药依然是天价药。
我们当然不能鼓励印度政府的行为，但相比之下， 我们真的尽力了吗？
03
成年人的世界是复杂多元的。
也许韩寒不经意间的玩笑话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小孩子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很多人觉得这是教坏孩子的话，但其实真正理解了这句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中性的。
成年人的世界之所以只讲利弊，是因为就像古典老师说的那样，你看影片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东西，相应地，他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打破一些规则：
神父守护的是信仰和教友，警察小舅子曹斌守护的是内心的正义，医药代表守护的是职业契约，公安局长守护的是法律和忠诚，老吕和思慧守护的是孩子，黄毛守护的是义气，程勇守护的是家人和良知，就连假药贩子张长林都守护住了最后一道江湖道义的底线，没有供出程勇。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选择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真正的伟大在现实中显得如此的平凡。
不成熟的人为理想壮烈牺牲，成熟的人为理想卑微的活着。
——麦田守望者
04
不能判断对错，既是放弃了思考的权力，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简单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政府、体制，既是毫无意义的发泄，也是对个体责任的推卸。
我无意反驳古典老师的观点，但世界的复杂和选择的艰难，并不能作为我们模糊对错的借口。
这是我目前能够给出的对这个问题的终极认知。
看完这部电影，除了感动、分享朋友圈、在论坛上参与讨论、捐款，你还会做些什么呢？
就算解决了白血病，还有黄雪病、黑血病、蓝血病。
真正的病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腰包里的，而是精神上的平庸之恶。
二战期间，德国残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但是在现实操作层面，这需要极其精密地分工合作，有人专门做人口普查，有人去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有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有人把他们送进毒气室，甚至有人处理尸体。
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杀人的主观意愿，但如机器般精密运转的官僚体系却造成了如此可怕的人间惨剧。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旁听对德国军官艾希曼的审判时，哲学家阿伦特发现，和媒体中宣传的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相比，真实的艾希曼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体面、冷静、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也觉得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联想到许多坐在军事审判庭上的高级将领，很多时候可能连只鸡都没有杀过。
于是阿伦特就此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名就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就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对这种平庸之恶做了一个本质性的判断：不能思考。
影片中，公安局长对警察小舅子说：“你以为我的压力不大吗...法大于情的事你见得还少吗？”
现实中，如果你是那个警察小舅子，有几个人宁愿被处分，也要坚守内心的正义？
就像影片中被人忽视的一句话：“这些药没有经过审批，吃出了问题谁负责？”
分享个朋友圈表达看法是容易的，针砭时弊、给出看似建设性的意见也是容易的，甚至骂骂政府、鞭挞一下体制都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回到每一个人的工作时，大部分人都放弃了思考的权力，力求稳妥，因为放弃权力同样意味着可以推卸责任。
我以前去窗口办理社保，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按规定办事，这个情况你得问领导“。不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气，才有了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笑话。
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国有企业基层官僚主义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敏感的话题，只是总结归纳了一些现实存在的小问题并给出了加以改进的建议，但没有一个党刊党报愿意刊登，理由是文章最好以正面宣传为主，像这样的文章主编把不准，出了问题没法负责。
小A在朋友中说起社会问题常常也是整天吐槽，银行办事有多难，医院看病体验太差等等，但他自己作为一个基层窗口公务人员，却也常常在工作时间与同事喝茶聊天，有时候甚至故意拖延办理进度，理由也很充分：一是事情办多了，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工资是固定的，二是多做容易多错，要承担责任；三是如果慢一点，人家可能还会求他，说不定还有一点点的“好处”。
在以上的场景中，每一个人都像那位公安局长一样，在做好上级交办的任务，诚如药监局怕出了问题，担不起责任，干脆放弃对仿制药办法的探索一样。
这个社会真正要医治的，是存在于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的平庸之病。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拜伦
05
不忘良心，方能继续前行。
对于平庸之病，唯一的解药就是让每一个人重新恢复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真正问问我们的良心，也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坚守的底层价值观。
用一句政治正确的话说，就是坚定理想信念。
这不是一句空话，真正的坚定理想信念，就是在遇到上级的命令时，在需要突破规则时，不能仅仅屈从于压力，而是敢于思考这个决定和我的理想信念是不是相符的，相符的才去执行，也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一颗螺丝钉。
主人公程勇作为一个市井小商贩，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不屈从于社会的规则，而听从了内心的道德，我们也许不能鼓励他的行为，但是他的这种精神却是这个社会的治病良方。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不是一句空话，在平凡的角色中扮演好自己，坚守住内心的底线，是你我对这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在这个美丽又遗憾的世界中，幸福是靠每一个人奋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