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一位叫胡波（笔名胡迁）的年轻导演、作家，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2018年2月，他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
一次死亡，一次获奖，两个事件叠加，引起电影业舆论场波动。
关于胡波，我们知道的事实不多。
一.是他自杀。
二.是《大象席地而坐》获得了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以及最佳处女作奖特别提及。
三.就影片的最终时长，他曾和制片人王小帅发生过巨大争执。
四.他大部分时间都很穷。
四件事实凑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商业社会逼死理想青年、理想青年终获国际认可的故事。
并，刷爆了电影从业人员的朋友圈。
这意味着人们总算开始尊重理想、推崇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了吗？
倘若如此，为何独独是胡波和他的《大象席地而坐》受到关注？张献民先生这几天弄出来两个2017年独立电影十佳片单，上面的影片，不会比《大象席地而坐》更少重要性，然而，关于这个个人评选的文章，却也只收获了区区几千的阅读量。
或者，费比西奖的含金量真的很高？
连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都一年比一年冷清，很难断定，一个外围奖项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归根结底，事情的引爆点还在胡波的死上。
以前，他的死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死；现在，因为获奖，他的死成了杰出青年的冤死、枉死、含恨而死。
不知该高兴还是伤感。
在严肃对待电影的华人独立电影人当中，极少数能在国际上获大奖，大部分都也只能获得些中不溜的奖项，要么出现在类似于张献民先生的十佳片单上，或者只有死，才能让他们进入大众的视野。
当然，假若胡波知道他在爆款文里是如何被讨论的，他可能不会那么着急选择去死。至少，不死，就不会被人像那样恶心讨论。
从有限的事实当中，是推不出来胡波是被人、被社会逼死的。
唯一值得探讨的是王小帅的态度是否恰当。
此时，如果一味要求制片人不应干涉导演创作，其实就忽视了电影工业的事实。
这中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律令可以遵循，博弈，才是制片人和导演一直以来的关系真相。
我们可以想象，当王小帅面对着那个他觉得很糟很烂的长版本，他负责任的态度可以是什么样的？除了要求删减之外，他还能怎么样？
如果他有错，便错在措辞太过火，手段太不近人情。
现在，长版本《大象席地而坐》获了奖，就仿佛把王小帅有眼无珠的罪名给坐实了。
实际上我们尚无力分辨，究竟王小帅是对的，还是胡波是对的。这只有将两个版本都拿出来比对一番才成，而且就算是比对了，想来也不一定会有一致的观点。
胡波之死是悲剧，倘若这死真的和他与王小帅的争执有关系，那是因为他们两个并不是一对合适的搭档。
拍电影，要找一个审美一致、全力支持你的制片人很必要，也着实不易。然而，倘若要求百分之百的投契，很多电影或许根本都不会走到立项这一步。
电影，是一门务实的艺术。
无论决定投身电影是否来自于一种理想冲动，当一位导演、编剧真正开始着手创作，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
怎样观察生活、怎么搭建故事、怎样表达想法、怎样设计分镜头、组织什么样的团队，乃至，怎么和制片人打交道。
最重要的，认清自身的能力和界限，千方百计将电影拍出来。
这一切都和理想没有任何关系。坚定的自我主张、强劲的行动能力，才是一个电影创作者的必备素质。而理想，伤害创作。
要求自我成为理想中的自我，要求外界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运行，要求作品一定要成为杰作，导致内疚、怨忿、拖延，一旦理想碰壁，又会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
我想，当一个人真正走上了严肃的创作之路，他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想着理想。理想是外界加在艺术家头上，从而将艺术家和他人对立起来的一个居心叵测的标签。
有了这个标签，就有希望打造出爆款文、爆款书、爆款电影。
在日常语境中，它常常意味着对一个人的定性、侮辱，后面不时会捎带着规劝。而当它致力于制造热点时，它勾起人的自怜情绪，促使人们对某种不存在的事物产生认同。
保持着源源不绝的创作动力的创作者们，多是一些务实的人。
这种务实，当然说的不是金钱至上。它完全可以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务实。
比如，认定了要拍专注自我表达、不讨好观众的艺术电影，那就不去指望通过影片牟利。没有产生社会影响，也许会有一些情绪波动，但很快也能借助于理性调整过来。至于说糊口、生存，势必要寻找一条别的什么途径。
这种务实的根本，是要敢于承担自己所做选择的后果。它与那些将理想挂在嘴上的投机家们背道而驰。
从来没有人说，严肃创作是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
胡波的红，是好事吗？
倘若他还活着，这肯定是好事。因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为下一部影片筹集资金时，会更容易些。但，这红，却与他的表达能达到的高度无关。
真要较真，红不红、获不获奖，和艺术没有丝毫关系，因此也就谈不上该为之高兴还是伤感。
当绝大多数的艺术家们都默默无闻的时候，我们不该怪罪时代。因为是艺术家们自己，站到了大众的背面。倘若真有一个大众对艺术普遍接受的时代，那或许艺术便不再是艺术了。
最后再说个细节。
当年有个恐怖片找胡波做导演，他该不该接下这个活儿？
无论接不接，这个选择都和他的节操无关。
接了，可以拿到一大笔钱，也许会让他在《大象席地而坐》的创作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像拍了《性、谎言和录像带》的索德伯格，就研发出一套一片为商业、一片为艺术的交替拍片模式，国内的独立电影人不是不可以借鉴。
不接，可能是因为接了就会伤害创作。
比如，他不得不在恐怖片里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或者，片方对他的控制会让他无法容忍，以及，拍片会挤占他独立做艺术思考的时间。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务实的思维去回答的选择题。理想若是在此时插手，不仅全无益处，而且会蒙蔽人的双眼。
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毋宁说，这是个牌坊多到能把人淹死的时代。
要从事艺术，就得丢下牌坊，摆脱节操和理想的束缚，用一双务实的眼睛，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