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汪功伟
改编自英国同名喜剧、始播于2011年的美剧《无耻之徒》终于在魔幻的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播出了它的第十一季，同时也是最后一季。
《无耻之徒》（2020）
这部美剧以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大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盖拉格一家的七位成员（以及他们的邻居）身上的各种荒诞不经、引人发噱的故事。
弗兰克·盖拉格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的长辈，其他六位成员都是他的子女，可是身为父亲的他几乎每天都靠酗酒度日，在半梦半醒之间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恶作剧般的都市历险。
他的六个孩子尽管对这个家庭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可是每个人在失序和自毁的程度上似乎也不遑多让。当然，这绝不是说《无耻之徒》中就没有任何打动人心的暖色与温情。
尽管时间跨度长达将近十年之久，不过十一季的内容（甚至每一季的内容）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也没有贯穿任何主叙事线，总体上更像是一幅理查德·汉密尔顿式的波普拼贴作品。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只想谈谈自己私人的、不具普遍意义的观剧体验（虽然本文在某些地方仍然使用了“我们”一词用于泛指，但这并不预设任何自以为是的普遍性）。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研究者，我在开始观看《无耻之徒》时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与这样一个毫无规则可言的世界达成和解，而不是本能地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和解，至少对我来说，是异常困难的。
例如，弗兰克盗领联邦政府的救济金长达十二年之久，只是为了过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这似乎印证了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严厉批判——一个保姆国家只会养育出弗兰克这样的废人。
与此同时，当弗兰克谎称自己患有偏头痛而去领取医疗补助，在排队时还洋洋自得地嘲弄其他真正身患疾病的人，我要如何忍住不去指责弗兰克对于公序良俗的践踏，反而保持愉悦的心态继续观看下去？对于一个不得不与此类话题打交道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存在任何的“安全距离”可供我对《无耻之徒》里面的人物动作无动于衷。
幸运的是，学习哲学的人习惯于（或者说应当习惯于）自我反思，这是任何一本哲学教科书的头几页就会告诉读者的事情。在对《无耻之徒》中的人物挥舞道德的大棒时，我同时也必须质问自己：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做（或不去做）这件事？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某些和解的可能性。
和解的最初可能性建立在我的观众身份之上——我可以提醒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观众，而不是某个行政机构的审查员，不需要用那些死板的标准去肢解这部美剧的趣味，安然享受里面的性、酒精和那些稀奇古怪的生存智慧就好。
当我们看到弗兰克一家从养老院“借”了一个有些失智的老人来冒充已经去世的姑妈、以便瞒过联邦工作人员的社保调查时，我们要做的不是皱眉或者不齿，而是哈哈大笑。影视作品本来就是白日梦的艺术，谁敢说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没做过某些会让自己“羞并快乐着”的事情？
但这只是最基本层面上的和解，一种让自己免于“超我”、或者免于“三观警察”的最低限度的和解。在我看来，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和解必须围绕着某种“理解”展开；换言之，我们开始进入、甚至认同《无耻之徒》所展现的那个充斥着失序和自毁的世界。
这种理解首先意味着价值上的趋同，毕竟《无耻之徒》并不打算全盘颠覆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某些片刻，我们反而更能够认识到一些价值的可贵：当那个假冒的姑妈被还给养老院时，小女儿黛比一边看着这位“一日姑妈”送出自己烤出的甜点一边难过地啜泣，在短暂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两人就建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亲情；当伊安的同学曼迪试图与伊安强行发生性关系未遂，她因自信心受创而让自己的哥哥为自己报仇，最后伊安只好跟曼迪吐露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实情，曼迪旋即接受了他，两人收获了一段更加深刻的友谊。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失却了通常规则的语境内，这些闪光的时刻反而显得愈益动人。
不过话说回来，教化人心显然不是《无耻之徒》的目的。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部美剧中获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体悟，不妨趁早换一部好莱坞主旋律电影。因此，对于这个世界的进一步接受要求我们超越价值共性而去把捉其中的某些更为独特之处——由其中每一个个性鲜明的角色所展现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作为父亲的弗兰克。
在《无耻之徒》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失落于现代社会若干重要特征之外的人——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没有现代民族国家中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持续对抗，没有工业社会中机器给人类带来的焦灼危机感，也没有身份政治对于平等尊重的不懈追求。
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词儿来说，他们属于“非工人的非阶级”，既不处于传统的生产关系当中，也没有集体政治行动的宏大追求；他们生活在这个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工业社会与身份政治共同定义的生活场域的边缘，从而开辟了一种不会在意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伦理或公民责任的生活样态——如果工作伦理真的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呢？如果公民责任真的只是命令与服从的一个可接受版本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弗兰克一家那些起初让我皱眉和不齿的生存智慧反而划出了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谓“铁笼”的逃逸线，并且这种逃逸既展现于行动又笼络了心灵，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生存智慧而感到羞耻（此即shameless）。
若干年以前，我曾在豆瓣上看到有人写过《资本主义个人反抗指南》，试图通过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反抗”（或者更确切地说，逃逸）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制度。我相信，跃跃欲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无耻之徒》中获得大量的灵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过分浪漫化的视角去看待这种生活方式，仿佛这其中不会有任何的焦虑、悲伤、痛苦与愤怒，只有一种冒险生活的新鲜与刺激。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在每一集中看到内在于这种生活方式的紧张关系。
首先，既然这是一种相对于某些宏大制度的逃逸，那么反过来，它势必面临着这些制度的追捕——我们可以看到，在《无耻之徒》中，剧中角色要不断运用各种策略或狡计去确保自己或整个家族的生存，一旦失败，他们就不得不回归并服从这些制度，成为其中的一个（大概率是受惩罚的）成员。
其次，我们也不能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想象成某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筹划，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现代英雄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悲剧性选择——恰好相反，我们在这群人身上看不到清晰的主体自觉，他们的一地鸡毛也不回响着命运的重音；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英雄的反选择，这一点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弗兰克的子女与作为父亲的弗兰克之间，前者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依附乃至沉沦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因于（或者说归咎于）后者不负责任的“逃逸”（这里还是忍不住要批判一番）。
综上，理解即和解。不过，当我向我的一个作家朋友表达上述观点时，他提醒我不要陷入微信公号现在流行的“深度报道”的窠臼：去窥探某种边缘的生活方式，在一步步的追踪中从一开始的反感走向最后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理解。正如史蒂夫对菲欧娜所言：他看过太多人为别人跳舞，唯独只有菲欧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不需要去寻找自我，因为自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
类似地，“被理解”根本不是剧中人物的基本诉求，他们不会在乎自己是否“被理解”，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谓现代世界中的·堂吉诃德——不断做着一些常人可能没办法理解的蠢事，但其中又透露出自身生活的某种一致与坚实。
在接受肝移植手术以后，弗兰克被叮嘱不能再继续喝酒，可他还是无法告别陪了他数十载的酒精；重新举起酒杯的那一刻，弗兰克的身上仿佛闪现着某种生命的献祭感，与那位操起长枪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如出一辙。至此，和解的愿望被推向了它的极限：你是否要与一个根本不需要你去和解的作品和解，去理解这样一个根本不需要你去理解的世界？
这种“圣母”状态的脆弱与不可持续最终指向了一种报复和堕落的隐秘欲望：如果他可以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我为什么要近乎无限地包容这些人物的生活，但自己却不能“不被理解地”同时又随心所欲地生活着？乍看起来，这是对于和解愿望的抗拒：如果说理解的触手中多少蕴含一些想要被理解的需要，那么在放弃自己被理解的需要时，我们也就换得了不必善意地理解对方生活的权利。
但另一方面，这恰恰意味着我们坠入了剧中人物所身处的那个荒唐而又具备丰富肌理的生活世界：在某些时刻，内心中或许有个声音在诱惑我们（哪怕只是短暂地）充当可笑的堂·吉诃德，沉溺在个人的某些癖好中而视周遭为无物。
一旦抵达这种难以拯救的、有些肮脏的“逍遥”，我们便与《无耻之徒》达成了最根本意义上的和解：已经不再需要任何主动的、强迫性的理解了，毕竟自己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中也不过是另一个弗兰克、菲欧娜、利普、伊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