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是人还是高污染辐射体
《切尔诺贝利》剧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实原型。
比如，那位牺牲的消防员的妻子，在现实中名叫柳德米拉。
爆炸发生后，她的丈夫瓦西里奉命奔赴现场，没人提醒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以为只是普通的火情。
再次见到丈夫时，他已经被送到了莫斯科的医院，而且眼睛很快就要看不见了，全身长满了水疱，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
在丈夫生命的最后几天，柳德米拉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他的内脏已经变成碎块，从嘴里涌出来.....
没有一个护士愿意走近或触摸瓦西里，照顾的活儿给了柳德米拉，但他们会来拍照，说是为了科学。
周围的人都劝柳德米拉离开：“别忘了，您的面前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
瓦西里这样因核辐射致死的消防员，被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属于国家。
瓦西里去世不久，柳德米拉生了一个女孩，但因为肝硬化和先天性疾病，这个孩子只在这个世界存活了4个小时。
多年以后，在向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时，柳德米拉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闺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辐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还是那么弱小，是个小不点儿。（喘不上气来）她保全了我。”
很多人无法理解，柳德米拉为什么要隐瞒怀孕，守在丈夫身边，也太感情用事了。但在这段口述的最后，她说：
“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但是我给您讲述了爱情……我是怎么爱的……”
是谁把父亲和孩子变成了辐射体，或许是这场灾难，或许是人。
爆炸使所有的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瘟疫”，无论他们到哪，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卡佳在核电站附近的普里皮亚季出生和长大。爆炸后，他们一家人花三倍的钱买到了去明斯克的车票。
在火车上，乘务员给所有人端茶，却对他们说：“拿你们自己的的缸子或杯子来。”
邻座的人知道他们来自切尔诺贝利，都离开了包厢，也不让孩子们过来。
娜杰日达一家乘大客车到了一个村庄，有好心人愿意收留他们，但旁边的人却跳出来阻止说：“你疯了！他们都被污染了。”
她儿子去上学，第一天就哭着跑回了家，班里的同学都怕他，说和他坐在一起会死，给他起了诸如“亮晶晶”、“切尔诺贝利刺猬”之类的外号。
她的女儿参加夏令营，没有孩子敢接触她，他们说：“切尔诺贝利萤火虫。她在黑暗中会发光。”晚上，女儿会被这些孩子叫出来，看她的头上有没有光环。
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军人、飞行员和清理工，尽管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是英雄。
人们总以为，离开了这里，就能开始新的生活，但切尔诺贝利人却始终活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被隔离在社会的边缘。
2
幻灭的英雄主义梦想
爆炸发生后，切尔诺贝利上空的飞机比电视剧里要多得多，重型直升机、米格-24、军用直升机、歼击机......太多的年轻飞行员在反应堆旁吸收辐射。
很多人是自愿去的，为了男子汉的荣誉。
从上空俯视，废墟上是密密麻麻的人，机器人已经坏了，只有穿着橡胶外套带着胶皮手套的士兵还在那里挖呀，掏呀。
在周边的农村，列兵们穿着战时的军服、农妇和老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射杀森林里的动物和他们的牲畜，还要埋掉蔬菜和庄稼、倒光牛奶和酒，摧毁农田甚至推倒房屋。
这些军人带着英雄情结前往这里，电视报纸和广播在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当他们回来时，想法却变了。
死亡在他们离开切尔诺贝利之后才慢慢开始，一些人病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
一个战士退伍后变成了二级伤残，他才二十二岁，被分配到工厂工作，车间主任不批病假，没过多久就让他下岗了。
他去找厂长理论：“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了你们！”
厂长只甩下一句：“我们又没派你去那里。”
还有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的士兵，一直留着一张关于核电站控制总工程师列昂尼德·托普图诺夫的报道剪报。
事故发生时，列昂尼德按下了紧急保护的红色按钮，但没想到，系统失效了，随后反应堆发生了爆炸。他死的时候，只有背上没有辐射点。
列昂尼德只是个操作者，但当他父亲在铅封的坟墓边哭泣时，人们却走过去大喊：“是你的混蛋儿子引爆了电站！”
这个保留剪报的士兵说，他宁愿死在阿富汗，那样至少死得明白。
有个猎人也加入了扑杀动物的行动，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活下来的狗已经把窝安在了废弃的楼房里，一走进去狗就会向他扑过来。因为它们已经不再相信人类了。
小狗仔们舔着爪子想靠过来和他亲近，但他只能用枪顶着它们的脑门。
这么多年，儿子一直以为他去保家卫国了，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在战斗。他也不敢和孩子说他到过哪儿，做了什么。
英雄主义的梦想已经幻灭，每一个“英雄事迹”的背后都是死亡和痛苦。
正如他们所说：
“不要写苏联英雄主义所创造的那些奇迹。奇迹的确存在——而且它们也全都是真正的奇迹。不过，人们首先看到的往往都是无能和疏忽，在那之后，才会关注到奇迹的存在：堵枪眼，飞身扑向机关枪。但是，那些命令原本永远都不应该发出，这样的需求本就不应该存在。”
3
永恒的诅咒
对于切尔诺贝利人来说，过去的永远无法过去。
核辐射的阴影如同诅咒一般跟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园只是悲剧的开端而已。
比如，对于切尔诺贝利的年轻姑娘们，恋爱结婚生子成了“奢望”和“罪孽”。
卡佳说：“我想恋爱，但我害怕……我害怕爱......”
她曾交过一个男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提交了结婚申请，但男友妈妈得知她来自切尔诺贝利移民家庭后，他们的婚事被否决了。
面对卡佳的恳求，那位妈妈说：“亲爱的，对有些人来说生孩子也是罪孽。”
现实就是这样。仅1993年，白俄罗斯就有20万妇女流产。
一位当了三十多年助产士的女士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快乐的孕妇，也很久没见过幸福的妈妈了。
孩子刚出生，母亲刚缓过劲儿，就急着去摸孩子的头、身体、四肢、手指，一点点确认他是健全的。
切尔诺贝利的孩子，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孩子的孩子。
他们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谢顶”，没有头发、眉毛和睫毛，拖着虚弱疲惫的身体，不会像其他小孩一样活蹦乱跳地跑来跑去，他们病了，连续站上十多分钟，就会流鼻血或者晕倒。
尼古拉的女儿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7岁。
反应堆爆炸那天，正好是她的6岁生日。她趴在尼古拉耳朵边说：“爸爸，我想活，我还小。”
虽然小，但她什么都明白，一看到穿白大褂的幼儿园阿姨或厨师，就会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要去医院！我不想死！”
没想到一语成谶，事故发生没多久，她的身上开始出现硬币大小的黑斑。
你能想象吗，同一个病房里有7个像她一样剃光头发的小女孩……
在白俄罗斯，有200多万人住在核污染区域，被视为展品和天然试验体。
世界各地的记者赶到这儿拍照、采访、展示，科学家来到这里，观察测量、记录数据、做实验，因为他们害怕未来，害怕这样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土地。
但好像没人在乎，这里的人还有没有未来。
4
在这些幸存者的口述中，年轻的妻子、农妇、清理工……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过一句话：请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我想告诉他们，请记下来，一定要记下来。
过去的33年，更多的时候，他们像是被上帝遗忘的子民，存在感甚至赶不上禁区内基因变异的巨鼠。
就像这本书里一位老师说的：“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
如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中，仍有180吨核燃料，它们被整个封在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罩子”里。
人们把这个“罩子”称为石棺。
它所埋葬的东西，33年前，曾差点埋葬掉人类。
一场劫难不该只是少数人的痛苦，它值得每一个人正视和铭记。
《切尔诺贝利》播出以后，很多人把关注点对准了事故的原因，谁该为此负责，谁是帮凶，以及电视剧的意识形态……大家争得不可开交，却少有人提及，这场灾难中普普通通的“人”，而他们每一个人的苦难都值得被尊重。
目前世界上有438座核电站正在运行，人类的健忘往往与科技同样发达，我们在庆祝进步的时候，也应该记得失去了什么。
痛苦会让我们保持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