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青春是梦想，电影是造梦工厂，那么《大众电影》就是几代中国人的梦幻岁月写真。
2018年的最后一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和《大众电影》杂志缔造者崔博泉逝世，享年89岁。上周四（1月3日），刘晓庆连发三篇微博沉痛悼念崔博泉。
《大众电影》复刊一度辉煌
在百废待兴的上世纪60年代，就职于《上海电影》杂志、30岁出头的崔博泉接到一个任务，把《大众电影》从北京搬到上海，与《上海电影》合并。崔博泉参考《良友画报》等一批上海滩老牌画报的思路，决定好好干一番。然而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众电影》宣告停刊。
1978年崔博泉重新接到赴北京为《大众电影》复刊的调令，年近五十的他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北京。编辑部的几位领导在新影厂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住，身为副主编的崔博泉则在办公室打起了地铺，一住就是7年。1979年1月2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大众电影》出炉，封面是影片《大河奔流》的剧照，当时与刘晓庆齐名的张金玲成为第一任“封面女郎”。1979年第5期杂志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接吻剧照，不料引来新疆读者问英杰的愤怒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封信后来被全文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并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几麻袋读者来信，拥护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崔博泉干脆在杂志上开辟专栏“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大众电影》的知名度空前提高。进入80年代，《大众电影》的办刊思路更加活跃了。除了明星专访、幕后故事、影人轶事之外，还有电影名称的填字游戏。最有趣的是“读者点登演员信箱”栏目，即由读者来信点名让某个演员回答某个问题，当时就有读者十分犀利地向演员方舒提问，让她谈谈对明星制和演员走穴的看法。
除了和读者打成一片，崔博泉还很重视和电影界人士“交朋友”。从1982年开始，他每周末都带上编辑、记者，约影评人、作家、演员、导演一起到后海吃饭、讨论电影，回去把聊天记录发表，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刘晓庆、唐国强都是“电影沙龙”的常客。崔博泉自己也会带头做采访。为了做“演员的一天”，他蹬着自行车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采访唐国强。当时唐国强住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棚子里，崔博泉就和他光着膀子坐在外面喝酒、聊天；采访斯琴高娃那天下起了大雨，他和记者就在斯琴高娃住处旁破旧的小房子里打地铺对付了一宿。1985年《红高粱》拍摄时，记者辛加宝跟着剧组辗转两个外景地，和张艺谋一起呆了半个月，采访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幕后故事。当年刘晓庆最火的时候，从来没拒绝过《大众电影》的拍摄邀请。杂志摄影师周雁鸣还成了巩俐的私人摄影师。
1982年前后，中国电影迎来了“黄金时代”，《大众电影》也迎来了发行量的井喷，一度创下单期960万册的纪录，此后几年间，也一直维持在五六百万册。那年，崔博泉接到过两个有名的电话。一个来自黑龙江某不知名的地区，对方开口就要订70万份杂志，崔博泉险些乱了阵脚，后来在全国调用了13家印刷厂赶工；另一个电话则是派出所通知崔博泉去处理“抢购骚乱”——1000多人一大早就在北京六铺炕邮局门口排队买《大众电影》，有人捣乱喊了一句“卖完了”，便引起了队伍“骚乱”，有人翻过邮局的铁栅栏，将工作人员的手表都踩烂了，当时西单的警察都跑过去维持秩序。
《大众电影》封面女郎也是促销的一大利器。1988年第一期封面刊登了女明星张晓敏的露脐照，在读者群中引发了轰动。刘晓庆、巩俐、潘虹、龚雪、陈冲、斯琴高娃都是当时最热门的封面女郎。有趣的是，编辑部曾尝试将封面换成男演员（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张雁），结果发现那一期杂志销量骤减，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6年，《大众电影》成立了杂志社，崔博泉出任第一任社长，杂志社旗下还拥有《电影画刊》和《中国电影报》，采编人员增加到三四十人，《大众电影》进入最辉煌的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后，新兴的报纸、杂志越来越多，对《大众电影》造成正面冲击，逐渐走向衰落是《大众电影》无法逃离的历史宿命。2011年初，从《大众电影》退休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决定离开北京，回上海安度晚年。临走前，看着自己奋斗了33年、如今门庭冷落的杂志社，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万分不舍，放声大哭。
几代中国人的“梦幻岁月”
今年52岁的哈尔滨刘女士回忆：“记得第一次看《大众电影》是14岁那年在同学家，当时刚复刊的《大众电影》都是厚厚一本，里边除了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同时还刊登电影文学剧本。由于当时中国影坛青黄不接，里边的照片都是赵丹、白杨、上官云珠或者王心刚、谢芳、王晓棠，电影也以内地老电影和外国老电影居多，看完一本得花很长时间。我对《大众电影》痴迷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个礼拜天，在同学家看了整整一天，连晚饭都是在她家吃的，半夜回来让父母狠狠骂了一顿。”刘女士依稀记得：“大概是79年吧，有一期《大众电影》登载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正是那张在当时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接吻剧照，连《人民日报》都登载文章批评，还惊动了文化部，我同学的家长从此再不准我们看《大众电影》，怕我们小姑娘学坏。”
今年60岁的徐先生回忆：“八十年代初，我到河南上大学，在学校图书馆里居然找到了《大众电影》，当时图书和杂志不能外借，杂志都拴根绳，绳那头用钉子钉在木架上，我们坐在下面的椅子上翻阅，这下可好，我连着几天没上课，天天跑图书馆，就为看《大众电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尤其是1979年为了庆祝建国30周年，举行献礼片大展，涌现出刘晓庆、张瑜、龚雪、斯琴高娃、陈冲、郭凯敏、唐国强等一大批偶像。随着电影《屈原》的上映，香港电影也在内地露脸，而台湾电影虽然暂时还不能在内地公映，但《大众电影》中也少不了对台湾明星的介绍。当然，还有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老明星们，更让这本电影杂志吸引了中老年观众的眼球。徐老先生说：“图书馆里，就连一门心思学习的学霸也在偷偷看这本杂志，当时，里面的内容远没有现在的影视报道八卦，可是，明星的生活毕竟与普通人不同，他们的光环让我们着迷。”
徐老先生说：“当时的许多明星不像现在，不是毕业于中戏就是上戏，再就是北电，那时的明星除了来自部队和地方文工团外，其余的不是出身工人就是农民，或者知青，勾起了无数草根的明星梦。我们系有几个大胆的女生写信到电影厂自荐，我姑姑家的妹妹也写了一封信想考演员，还放了一张照片在里边，结果被我姑发现，一顿胖揍。”徐老先生的表妹没那么容易死心，赶上放暑假，愣是拉上徐先生要去峨眉电影制片厂找潘虹和朱琳。“我哪敢啊？再说，成都那么大，上哪儿找峨眉电影厂啊？我妹妹自个儿也不敢去，那时的小年轻可不像现在，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成都没去成，那个暑假，我成天陪着表妹在街上溜达，她说，备不住就有星探或者导演啥的能发现她。几十年过去了，我妹妹还抱怨呢，说我们耽误她当明星了。”
47岁的侯先生对《大众电影》的感情也相当深。“《大众电影》最火的时候我还不到10岁呢，那时候街边的报刊亭卖各种杂志，最火的就是《大众电影》和《上映画报》。大众电影百花奖刚恢复时，为了投票必须买《大众电影》，我找我妈要钱不成，只好偷偷攒零钱，等我把钱攒够了，那期杂志早卖光了，投票时间也过了。”
55岁的李女士对本报记者回忆：“我记得有一回在学校图书馆看《大众电影》，对着封面上记不清是龚雪还是潘虹的照片发呆，太美了，要是把封面撕下来贴在墙上，天天看，简直是享受。我们一个寝室的老五走过来，瞅管理员没注意，立刻将那本杂志的封面撕下来，然后拉着我跑出图书馆。当时我挺有思想觉悟，给我室友一通埋怨。我室友也生气了：‘你可真不识好赖人，我本来是帮你撕的，你那么假正经，我还不给你了。’将撕下的封面放进自己包里就走了。后来我有大约一学期都不敢上学校图书馆了，好像那封面是我撕的一样。”
李女士说：“我那室友也学着杂志封面去照相馆照了一张侧面的明星照，漂亮得让人嫉妒。这下可好，全系掀起了拍摄艺术照的高潮，都跑到照相馆去拍明星照。我想起看过《大众电影》中王晓棠和向梅都有穿着旗袍头上戴着白色发带的照片，旗袍咱没有，白色发带还不简单么？戴上我妈做蚊帐剩下的布条，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我照了平生第一张艺术照。班上的女同学看了，纷纷向我借白发带。”
李女士感慨，“如今，我依然喜欢《大众电影》，有时候在微信上看到老《大众电影》杂志封面，总能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本报记者 李子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