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一部由粤语曲库、迪厅小王子、古惑仔电影十级学者贾樟柯自编自导的，山西版古惑仔电影。本片讲述了太妹赵涛与老大廖凡这两位小镇青年的情感与人生故事。
一直以来都觉得，名导演不容易，尤其是那些一战成名的导演，特别不容易。人到中年的名导演更是不容易。你延续过去的风格和创作，那是没有突破；你要想突破，做得不好，或者说没有好到人人闭嘴惊艳，那就总有人要来说几句酸话。
那贾樟柯想突破吗？此前的《天注定》《山河故人》已可于细微处见他的转变，但到了《江湖儿女》，这种转变似乎才找到一个平衡点。
《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影片，贾樟柯做的是文艺青年眼中典型的中国独立电影：故事里的小人物们苦哈哈，时代变革生活艰难，前途未卜人生灰暗。他立足于他熟悉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书写这些小镇青年的迷茫与无奈。
到了《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属于小镇文艺青年的惆怅迷雾和形而上的思考，被放在了更加朴实而普世的主题中，在文艺中年的豁达、看开和些许圆滑里，变成了一种更开阔的东西。《山河故人》讲的是万能鸡汤般的“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江湖儿女》讲的是“有情有义”。看着似乎乏味接地气了些，其实接地气有接地气的力量。
《江湖儿女》故事里，山西乡村黑帮老大斌斌的太妹女友巧巧，为了救男朋友，入狱五年。出狱后南下奉节寻找男友，却发现自己愿意为之牺牲一切的爱人已经变了心。多年后，经商失败身患重病的斌斌回到山西，巧巧是当地混混的大姐头，她依然讲究江湖道义，依然不计前嫌收留了他。
看完这部电影，有朋友很生气，觉得女主太苦了，故事很直男癌：所谓的“有情有义”，就是女性活该为男人懂事牺牲成全原谅吗？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觉得《江湖儿女》塑造的一个“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将整部作品变成了部真正的“大女主”作品。
在探讨什么是“有情有义”时，我们要肯定一点：赵涛所饰演的巧巧，始终是位坚强的女性，在遭受五年牢狱之灾后，在面对身无分文的困境时，在男友忘恩负义时，赵涛这个角色始终没有迷茫绝望过，她始终向她当年掏出枪保护爱人时一样，果决悍然。她总能有她的路径去解决难题，去得到她想要的。而如果得不到，她也能非常体面地退场。
相反，整部电影出现过的男性角色们，廖凡、张译、徐峥，都毫无意外，志得意满地亮相，往往虚弱愚蠢地退场，越是懦弱、自私、装腔作势的男性角色，越能反衬唯一女主角的坚韧、热情、真实勇敢。整部电影的叙事过程，是一个“男性形象越来越弱，女性形象越来越强”的过程，到最后，男主人公要依附女主人公生存，女性成了男性的庇护所。
那什么是“有情有义”呢？《江湖儿女》里的有情有义，不是传统道德里歌颂的“苦守寒窑十八年”的贞洁烈妇式有情有义，热衷江湖和黑帮的贾樟柯，要塑造的不是一位对丈夫和家庭婉顺的贞妇，而是一位寻常而顽强的当代女性，她的有情有义是“顺从自己内心活着”。不管是为爱人入狱，还是毅然选择离开，还是拒绝爱人的悔悟示好，她始终听从当下那一刻的内心，并敢于承担后果。这个女性内心力量之强大，远胜贾樟柯塑造过的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当然，开个玩笑，这个角色也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写给赵涛的土味情话：在我贾樟柯的电影宇宙里，没有人能打倒你赵涛。
另外，在《江湖儿女》里，贾樟柯一贯的现实主义影像，加入了一种属于中年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来自于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细致观察，隔着一点距离，也不讨好，带着好奇和调侃，去描摹中国社会底层大众的生存样态。其实好奇多一分就是猎奇，调侃多一分就是嘲笑，但贾樟柯把握住了这个分寸。
如果说，以前贾樟柯善于描写小人物的困境，那《江湖儿女》在描写困境的同时，有了它的自嘲和潇洒。比如巧巧失恋之后，在乡村大舞台听着荒腔走板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不入流歌手模仿巨星式的煽动中，和全场观众一起大合唱，场景带着几分荒诞和尴尬，但消解了苦情味道，巧巧的力量在其中，没有被削弱的感觉。
《江湖儿女》的英文名是“ash is the purest”，巧巧在影片中说，经过高温燃烧后，灰烬应该是最干净的东西。其实经历时代烈焰，那些不能乘浪潮而上者，梦想成为余烬；经历爱情烈焰，那些被背弃者，青春成为余烬。而贾樟柯说：“即便这是炮灰，可能这个灰，也是最干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