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庶
在繁华而喧嚣的院线播映电影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值得关注。这些影片，由于资本投入和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宣传阵势和传播范围相对较窄，可以算作小众电影。郑大圣执导的《村戏》，便是一例。该片于2017年出品，近日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展映。几十万票房，之于庞大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显得如此微薄，但就内容、技法、美学和思想而言，《村戏》可谓一部精致、深刻之大作。
《村戏》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精选集》，随着一个北方小村庄筹备老戏和划分土地而展开叙事。此时正是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实行。小村庄为迎接县里的检查，将准备一场不同于八个样板戏的老戏《打金枝》。同时，土地分割的悬念则让村民们躁动不安。路老鹤，村里的唱戏权威，开始男女主角的挑选。她的女儿小芬，是当之无愧的花旦，问题是男主角该选谁呢？是选身形魁梧、唱戏跑调的种地好手志刚，还是选身材瘦弱、能吹会唱的文艺青年树满？父亲选择了自己青睐的志刚，排挤了女儿心仪的树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树满有一位发疯的父亲——他是村庄的守卫者，也是村庄的奎疯子，驻扎在村里最好的一片土地“九亩半”。
唱戏小生的选择、优质土地的抢夺，这一切让王奎生回到了中心视线，并掀开了隐没十年的回忆。地里的花生被抢，王奎生举枪跑进村庄，村子陷入集体狂乱。此时，村支书赶来大喝一声：“民兵连连长王奎生听命！”奎疯子立马中规中矩地敬礼。在影片的特写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疯子认真的眼神、凝重的表情和庄严的仪式。他在众人“一二一、一二一”的整齐号令下正步走回“九亩半”。庄重，消散在众人的取乐之中。疯子的眼神，感动了笔者。这里留下了空白点，产生了诸多想象的空间。王奎生为何成了奎疯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镜头切换了，没有马上告诉观众。电影有两条时间线，一条是正在上演故事的80年代，一条是回忆往昔的70年代，两者交叉叙事。影片整体采用黑白色调，颇具叙事张力，只有在回忆的时间线上运用了彩色。透过鲜艳的红色和绿色，我们看到了王奎生的女儿，一个在土地上翩跹起舞的小可爱、偷吃花生的小馋鬼。这个永远吃不饱的小女孩，被集体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花生撑死了。王奎生在一种集体意志的感召下，扮演了“大义灭亲”的角色。在一场充满力量的演讲会上，他被迫表达了要守护村庄、守卫粮食的决心，任谁冒犯都必须处置。因此，换来了乡亲们一年的救济粮。可是，王奎生也就成了奎疯子。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在王奎生的疯狂中，展出了一种黑格尔式的悲剧冲突。村民们的饥饿没有错，小孩子的调皮没有错，村支书劝说王奎生在大会上演讲或许也没有错，众人在听到演讲后的呐喊或许亦没有错。可是，所有这些起冲突了。并非出自本意的恶，却导致了恶的后果。个体内在的分裂与挣扎，并不能战胜纯粹理性。在时间持久的审判中，王奎生带给村人的恩惠被淡忘了，他逐渐成为村庄的隐患，成为被驱逐的对象。王奎生的失语，是一种荒唐的缄默。他只能微笑、嚎叫或瞪眼，他的疯狂被束缚在道德的世界里，接受文明的规制。
儿子树满和村民们一起将奎疯子捆绑，送至精神病院。人们以理性、秩序、文明为由，禁闭癫狂者。镜头特写树满的脸，迷离的眼神无法穿透现实，我们看到了一股无法挣脱的力量，暴虐又辛辣，压抑又无助。在去往精神病院的车上，奎疯子居然会说话了，似乎获得了救赎。他艰难地念叨了一句：“你（女儿）回来吧！” 现实的质感和历史的虚无，经由精心的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得以展示出来。《村戏》在朴素的黑白视觉系统中，实现了超现实的人性表达。它的深邃，在于以克制的影像呈现出个体的忧伤、集体的遗忘以及人生的荒诞，富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影片结尾，适时回应了创作者对于美好的期许。
非商业元素、非职业演员以及黑白画面，都显示出《村戏》与院线大片的疏离。以品质取胜，该片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提名，以及最佳摄影奖。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小而精的作品恰恰彰显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艺术品质的提升，是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的要务。《村戏》这般小众电影的深邃格调，值得品味和借鉴。
（作者周才庶系南开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