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胡迁的悲剧也许你已经听过。
电影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不愿意妥协删减，时长3小时50分钟。制片方剥夺了导演署名权，自己创作作品却没有自己的名字。
拿回版权，需要支付350万人民币。
一年出了两本书，总共拿了2万元的版权稿费，女友也离他而去。
电影似乎没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却带来死亡。
去年10月12日，他用一根勒在脖子上的绳子与世界告别。
4个月后，这部作品却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是什么杀死了胡迁?
作品被剥夺，感情遭背叛，潦倒的生活，内心的抑郁，还是整个环境对他的恶意?
再去追究原因也挽不回发生的悲剧。
我们应该进一步深问的或许是，如何避免更多胡迁悲剧。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北美作者@小皮球，想借别人的经验谈一谈。
文 | 小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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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迁自杀后，我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从根子上来讲都是因为他背后没有一个行业工会
这话对，但又不全对。
有必要理解什么是行业工会？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行业或者同一个领域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
电影工会的发源地好莱坞，正是靠工会保障导演权益。
美国导演工会成立前，导演同样受尽欺负。
制片人和公司老板有着强大决定权，随时否决导演的想法和工作，露骨地说，除了少数知名大导演，普通导演的地位形同打杂。
于是，当时著名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站了出来，他把导演们召集在一起，要改变现状。
1936年，银幕导演工会（Screen Directors Guild）成立，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导演工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金·维多是首任主席。
从那以后，导演有权和编剧一起商量剧本，参与演员选择，并能一定程度参与影片最后剪辑。
DGA的官网上依然对金·维多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和抗争，导演地位、薪酬、权力等等都有了质的飞跃。
会员人数达到1万7千多人。
作为一个DGA的会员，任何与导演相关的工种（如项目制片经理，第一副导演，第二副导演等），无论电影预算有多少，都有相应的最低的收入保障、工作时长……
如：对于预算在1100万美元以上的电影，导演的周工资不得低于19143美元，雇佣时间不得少于13周（含2周准备时间，10周拍摄时间和1周剪辑时间）。
再如，出现一些特殊的按天雇佣的情况，每天工资不得低于4786美元。
再看看每一个与导演相关工作的最低工资。
就拿第一列的项目制片经理来说，在片场工作的周工资最少5463美元，在片场以外场地的周工资为7651美元。
工作时间更是控制到万分严格。
每天8小时，一周5天，这是硬标准。
超了怎么办？加钱。
工作日第一到第五天：
9-12小时（1.5倍），12-14小时（2倍），14小时以上（3倍)
额外第六天：
8小时内（1.5倍），9-12小时（2倍），12小时以上（3倍）
额外第七天：
8小时内（2倍），9小时以上（3倍）
这些还仅仅是DGA福利的冰山一角。
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计划，医疗保险，法律保护，工会红利，创作权力，员工培训……
这么说吧，光是导演工会的基础协议（DGA Basic Agreement）文件，内容之多之细就超过600页。
发展到今天，不仅导演有工会，演员、制片和编剧，甚至各行各业的工种都能找到对应工会。
这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工会体系，是所有同行和组织，80多年共同奋斗的结果。
大家最熟悉的编剧大罢工
但，工会不是所有青年导演的护身符。
工会并不对每个人敞开大门。
一个青年导演如何加入导演工会？
根本要求：一个导演的长篇作品必须在美国院线上映，然后，要么获得业内权威认可，要么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这才有机会申请。
申请通过，还要缴纳不菲的入会费（一个电影长片导演入会费就高达1万2千美元）。
DGA入会费用表
这正是好莱坞的“悖论”之一，你只有先成功，才能进入工会保障你更成功的体系。
现实吗？
现实。
但现实并不是丑陋的代名词。
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事实上，与其说好莱坞的工会是保障某类人的利益，倒不如说它在维护一种公平、高效的商业环境。
为了这篇文章，我采访过不少洛杉矶当地，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电影人，他们提起好莱坞，更喜欢用一个宽泛却简洁的词：
环境。
对年轻的他们来说，环境代表着创作保护意识，合同契约遵守，生活工作区分，最重要的——对违规违约的惩罚。
一个年轻导演，即使不是工会成员，还有经纪公司，代理人，法律顾问，甚至连学校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援助。
他的成长方式也有多种选择。
各种职业细分组织活动，不同领域的比赛奖项，数不清的电影节，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影投资基金。
这些形形色色的手，织成一张大网，尽可能罩住那些向上跳跃的生命力。
我们听过不少这种“传说”了。
最年轻奥斯卡最佳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曾经也“走投无路”，无资金，无伯乐。
但他把自己剧本的一个章节拍成10多分钟短片，参展各大电影节。
最终，为自己赢得一张入场券。
这才有了2014年奥斯卡大黑马《爆裂鼓手》，这才有了2016年奥斯卡准赢家《爱乐之城》。
说到底，工会只是外衣，环境，才是保护骨骼的肉体。
我们没有这种“传说”吗？
其实也有。
宁浩就是其中佼佼者。
2006年，他借《疯狂的石头》，确定了在主流电影圈的地位，这部片的第一笔资金，来自刘德华。
这段业内佳话，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当时刘德华给了宁浩300万元人民币，让他随便拍，结果宁浩没想到，拍完之后20天就上映了。”
媒体、公众对刘德华的“无私”津津乐道，“随便拍”三个字，更被反复强调。
并不是否定刘德华对新导演的扶持力度，但把《疯狂的石头》的成功，美化、歌颂成“刘德华人品的胜利“。
那对宁浩不公平，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不健康。
毕竟，像刘德华一样的伯乐并不多。
一个行业要想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更不能靠“伯乐的无私”推动。
具体到胡迁的悲剧，我特别反感的一种说法是，把他包装成理想主义的斗士。
如某篇刷屏的爆文，《今天斩获大奖的导演，却被逼上吊自杀：笑贫不笑娼的时代，理想算个屁》。
文章言语极具煽动性。
比如这几段——
世界之大，为什么容不下一个胡迁？
无数商业烂片霸占荧屏，赚得盆满钵满。而真正有想法、有态度的年轻导演，却被挤压得没有生存之地。
你说你有艺术追求？跟我谈电影理想？呵呵，挣不了钱的生意，免谈！
在这些“声援”胡迁的文章中，制片方要求他把四小时的片删减成两小时，被当作“商业的原罪”。
但商业真的是艺术的天敌吗？
事实上，就算是今天好莱坞的顶级导演，都不一定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要不，赛尔乔·莱翁内159分钟版《美国往事》是怎么来的？雷德利·斯科特144分版《天国王朝》是怎么来的？去年，大卫·阿耶《自杀小队》、扎导《蝙超大战》幕后黑料，又是怎么来的？
请别误会，我并不是无原则地站制片方。
制片方出于市场（可能也出于作品质量），要求删减没有问题；导演坚持完整，清晰的表达，也不是死罪。
任何创作进入公众领域都面临彼此妥协的可能。
真正值得追究的，妥协得是不是专科专业，妥协过程是不是合法合规。
可惜的是，在胡迁的案例中，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种细节的掰扯，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悲愤的控诉，是伤感的无奈，甚至是把功利包装成理想，拉大旗做虎皮不停在胡迁身上附着自由英雄的光晕。
不客气说，这就是吃人血馒头。
吃的，还包括之后更多“胡迁”的人血馒头。
今天，如果胡迁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会不会有不同结局？
我无法肯定回答。
但我知道并确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万能方法。
单凭一个工会，一笔资金，一个伯乐，一身才华，都无法保证电影梦的成功。
只有当无数的积极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慢慢成长出环境。
在艺术创作的深海，我们放开渔网，接受更多新想法和内容，尊重和保护彼此的利益界限，给予失败者起死回生的氧气。
在电影工业这座高塔，由下而上，创造各种通往高处的道路。由上而下，有更多站在高处的人愿意弯腰伸出手臂。
这才是给年轻创作者健康的创作环境。
还有我们观众，应该怎么做？
上个礼拜，两部青年导演作品，马凯的《中邪》和忻钰坤的《暴裂无声》院线定档。
他们是通过国内影展走入大家视野的优秀青年导演。
他们的身后其实站着无数身处困境，仍艰难求索的年轻人。
他们既是幸运儿，他们也值得更多“幸运”。
别老觉得年轻人输得起。
身处塔顶的导演们就算票房失利口碑扑街，绝大多数情况还有下一次机会。身处“险境”的青年电影人，往往只有一次展示的时机。
这些导演为了一次表达，甚至倾所有之力。
——比如毕赣的《路边野餐》开机的20万是亲朋好友借来的。比如忻钰坤的《心迷宫》遭遇过撤资，最终170万来自一个朋友的资助。
如何让真正优秀的独立制作，小众电影不再是墙内的狂欢。
如何让中国目前这个喧嚣但声调单一的市场变得真正热闹。
我们可以是援手，也可能是帮凶。
因为，你我也是这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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