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日本经济社会生活，一些人推迟了婚姻，还有一些年轻夫妻因担心院内感染或医疗能力不足而避免怀孕，造成新生儿减少，导致日本人口进一步下降。
韩国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新生儿共计27.5815万名，死亡共计30.7764万人。这是韩国近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新生儿减少、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等现象让日韩倍感压力，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人口减少长期困扰日本
有测算显示，2020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低于85万人；《日本经济新闻》推测，2021年新出生人口可能跌至70万人，如果这一推测兑现，日本的少子化进程将比官方预测提前10年。其实，疫情发生之前，日本已面临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统计显示，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仅为86.4万人；综合出生率为1.36(出生率是日本女性生育指标，显示一位女性在一生所生孩子的人数)，创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5.4万人。日本多个村镇甚至全年没有一名新生儿。同时，2019年日本死亡人数达137.6万人，这意味着当年全国人口减少51.2万人，首次减员超50万人，连续11年人口下降。
1月8日，在日本东京都品川区，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街心公园玩耍。经济日报记者苏海河摄
人口减少不仅使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也对其医疗养老等社保制度带来严重影响。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森天朗指出，由于人口减少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力增速，日本经济规模难以维持，因此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已经成为日本全社会的重要课题。
日本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期出现过两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分别达到260万人和200万人左右。但之后，新出生人口逐年下降。预计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不足6000万。
在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结婚率低、晚婚晚育是主要原因。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9年，日本婚姻登记数为58.3万组，创历史新低；近年来晚婚趋势明显，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1岁，女性为29.4岁；晚婚导致生育年龄增高，增加了不孕症风险。
同时，日本社会中妇女因生育而辞去工作的现象较多。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因经济条件限制放弃了生育第2胎、第3胎的计划。虽然一些妇女在孩子入托后重新工作，但多为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岗位，如何为育儿妇女保留正式工作岗位，仍是日本社会的重要课题。
日本东京街头。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提升人口生育率是唯一方法。去年12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全家庭型社会保障报告》，提出“新育儿放心计划”，推动社保重点从老年人医疗、养老向减轻年轻人负担、促进生育方向转变。
为提供更高水平的生育医疗服务，日本政府推出多种举措：
一是从2022年4月开始将不孕症治疗纳入医保范围；
二是积极解决婴幼儿入托难问题；
三是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儿童补贴；
四是促进男性职员利用育儿假照顾家庭；
五是扩大上述政策措施覆盖范围，使正式结婚登记的夫妇和事实婚姻的伴侣均能享受到此政策的实惠。为此，日本政府将在今年1月中旬开幕的国会上提交相关法律修正案，以法律形式督促上述措施落实。
著名经济学家、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翁百合说，解决少子化问题没有“万能药”，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实施更加灵活有效的落实措施，并动员全社会力量综合施策，方可见效。
韩国人口负增长或长期化
晚婚晚育、只结婚不生育早已成为韩国社会普遍现象，甚至不婚也成了一种新“潮流”。韩国将单独生活的未婚人群称为“一人家庭”。据统计，韩国一人家庭数占总家庭数的39.2%。如果加上未生育的家庭，占比更是达到了62.6%。当大部分人都选择不结婚或结婚不生育，人口负增长自然成为必然。
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压力太大。
在首尔的社区游乐场里，两名儿童正在玩跷跷板。经济日报记者白云飞摄
从宏观层面上看，20多年间，韩国经济先后受到亚洲金融海啸、美国次贷危机等多次重创，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其雪上加霜。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直接体现在老百姓的“饭碗”上。比如，很多韩国企业的终身聘用制被打破，就业问题持续恶化，还衍生出了庞大的临时工群体等。
虽然韩国也在着力改善就业问题，但侧重点更偏向于弱势群体。其结果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大幅增加，但劳动人口就业状况仍不尽如人意。
青年群体的问题则更为突出。截至去年11月，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8.1%。即便是有工作的青年也大多忙于生计，积累第一桶金非常不易，结婚生育计划随之延迟，意愿也难免降低。
在赚钱难的同时，韩国房价却连年飙升，这可愁坏了年轻人。以首尔为例，首尔房价已经连续几年大幅走高，其中仅2020年就上涨了20%。
买房难，租房也不易。韩国租房方式有些特别，比较流行的有两种。
一种是租期内不交租金，只抵押保证金给房东，租期结束后保证金全额退还。保证金金额巨大，在首尔，保证金通常为房价的一半左右。
另一种是交相对较少的保证金，同时每个月再交一定租金。
在房价飙升的背景下，年轻人不得不在结婚生育等方面“精打细算”，将更多精力、财力放在住房问题上。
韩国首尔明洞街头。新华社记者王婧嫱摄
从微观层面来看，韩国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意愿总体走低。相比于老一辈，韩国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更强，对个人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高。年轻人对娱乐休闲、运动健身、着装、美容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且对品质和品牌也有一定要求，所以想达到自己相对满意的生活水平，日常花销不少。
总体来看，在高物价、高房价、就业问题凸显的情况下，韩国个人消费不减反增。尤其是年轻人，正普遍过着“节源开流”的生活。虽然，很多人已经对这一消费理念有所反思，但受制于社会大环境，大部分年轻人无意也无力主动改变。正如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如何去结婚生子？”
另外，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也影响了生育意愿。在韩国，母亲辞职带孩子是普遍现象。但随着时代进步，愿意当家庭主妇的年轻女性正在减少。而且，韩国超六成老年人都在打工自筹养老费，帮忙照顾第三代的能力有限。如果请育儿嫂，则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基于以上理由，韩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恐将长期化，其对韩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在未来逐步显现。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劳动人口减少将导致韩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有研究报告指出，韩国生产能力会在2020年至2023年以每年0.7%的速度降低，2024年以后将以每年1%的速度降低。
此外，老龄化加剧将导致社会负担加重。未来，随着劳动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寿命延长，需赡养的老年人的比重将大幅增加。预计每100个劳动人口需赡养的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将于2030年、2035年、2040年分别增长至55人、66人、8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