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起点其实非常高！
在电影《横空出世》中，有段科学家们一起打算盘推演公式的桥段。但实际上，开发“两弹一星”的计算量，绝不是仅靠科学家们熬夜打算盘就能完成的。在背后真正提供计算支持的，是国产119型计算机，而它的“爷爷”就是我国第一台半导体大体型计算机103机，诞生于1958年。
新中国初期，凭借王守武、黄坤、谢希德等归国科学家们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的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半导体技术不过仅有5-7年的实际差距，这个起点要远高于同时代的日本与韩国。
但随着历史进入“十年文革”，一些不好的因素便开始影响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发生了一些诸如“蜗牛事件”的荒诞闹剧。
1972年，我国决定引进一批彩色显像管的生产线。次年年底，第四机械工业部派了12名专员前往美国考察，寻找合适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引入国内。
在12名专员结束考察，准备回国之际，美国康宁公司出于友好，送给了12名中国专员每人一份工艺精美的玻璃蜗牛作为饯别礼品。
可谁曾想，这12个玻璃蜗牛被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说它是美国人在嘲讽中国“爬行主义”，是在“侮辱中国人民”。紧接着，这些投机分子就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围绕玻璃蜗牛的“政治闹剧”。
虽然此事最终得以平息，但直接影响了我国彩色显像管产线引进计划被迫搁置，不仅让中国人晚了5年才看上彩色电视，还造成了7亿元人民币之多的经济损失。
“蜗牛事件”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真正让国内半导体发展蒙受重创的，是诸如“中国计算机之父”、“中国第一位程序员”董铁宝在内的半导体、计算机科研巨匠的先后因故辞世。一心支持国内半导体发展的王铮中将，被批斗为“洋奴”。
钱学森晚年曾说“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待一切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发现，现在阻隔在国内半导体发展面前的，已经不只是技术落后，另外还有狭隘的实用主义思潮。
11月24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发射成功。然而，伴随着火箭的升空，民间的争议也随之出现：我们去月球能干什么？能贡献多少GDP？
对于这样的声音，航天专家叶培建说：“以后不要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能去却不去，后人要怪我们。别人去了，别人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
恰恰是这种狭隘且短视的实用主义，阻挠了国产芯片、国产软件的发展。
在2019年9月的一场“大金融思想沙龙”上，国内知名经济学博士曲凤杰指出：长期的技术引进和科学技术的实用主义思想，导致我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所以让美国的）技术封锁（对我国）的杀伤力很大。
现如今，当我们在讨论内循环的时候，更多的把着眼点放在了经贸领域。但内循环的指导思想并不仅局限于此。
参照美国的发展经验，任何科技创新均是先满足本土市场之后，再进一步推广到全世界。早期日本、韩国的半导体发展，都仰赖于美国半导体市场的需求。走出了一条“内需打基础，出海挣大钱”的技术扩张之路。
在内循环新格局之下，这样的逻辑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同样适用。
